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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是好制度，因为它使得政治生活有了更多的开放性，它不仅缩小了特权阶级独霸政治权力的可能性，也制约了政治权力被任何人滥用的可能性。但是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可能不是现实的制度，因为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现实且稳定的社会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制度的。对于民主也是如此。从理论上来看，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制度可能是最稳健的民主制度，但是它要成为现实的制度，必需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即使勉强实行了民主制度，它也无法持久，这是每一次民主浪潮出现回流的重要原因，也是每一次民主化之后军事政变接踵而来的重要原因。而所有重要条件里面，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是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基础。这是本章理论分析的结论，也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现实，更是发展中国家建设稳健的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

一、古希腊的经验

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研究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学者。在《政治学》1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古希腊社会商业化导致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从而改变了古希腊社会的政治力量结构，这导致了古希腊社会政治结构的迅速变化：海军探险队和公民武装力量变成了新兴军事组织，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发展了，传统产权制度崩溃了，中产阶级和较穷阶级政治参与的欲望扩张了，民主制也就逐渐取代了君主制和军事贵族制。

亚里士多德说，在古希腊社会里，有权有势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头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拥有大笔财富的人才拥有投票权或者有机会担任公职，排除了大多数人参政的可能性，这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参政欲望日益扩张的时代里必然导致激烈的斗争。如果穷人为数众多并且组织良好，穷人就会建立"极端民主制"的政府形式，没有教养的穷人倾向于"暴民统治"，他们常常践踏法律，以多数的暴政取代法治，经常因为盲从魅力型民众领袖的领导而使极端民主制向专制制度蜕化。

这说明，由富人和穷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具有政治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激烈的破坏性的阶级斗争。那么，稳健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呢?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众)，并且也是守法的。这种制度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来制约和引导公民大会的决定，来制约公民大会可能具有的多数专制倾向，制止多数专断地对待少数派，使多数派避免为一时的群众激情所诱导而误入歧途，使多数派不象羊群一样为魅力型的独裁者所左右。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独裁。贫富之间的战争一旦为富人所取胜，富人就会建立寡头制，把中产阶级和穷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统治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所有人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贫富之争穷人得势时，穷人则会建立极端民主制，它不尊重法律，为群众心理所左右，是恶劣的、独裁的，为穷人所推崇的英雄所统治，而魅力型的英雄虽以穷人的名义进行统治，但实际上则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或偏好服务。

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寡头制和极端民主制均是邪恶的、不合理的政府形式，不仅因为它不为公共利益服务，也因为残酷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几近无政府状态的政治不稳定，往往是残酷的专制制度的渊源。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包容所有公民，并为法律所约束，所以实际上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也就是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并受宪法所制约的民主，它与极端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极端民主制往往只尊重多数的意志，以朝令夕改的人治来替代具有稳定性的以制约权力为核心内涵的法治。

那么，造就politia即法治民主制度的中产阶级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占优势，不见得一定要在数量上占据压倒多数，而只要求在数量上足够多、政治上足够兴旺，以便能与下层阶级结盟，制约住富人的权力。这时，富人势单力薄，就会参加而不是反对法治民主政体的建设。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只要中产阶级足够大、足够兴旺，足够有教养，他们就会成为建设法治和民主的核心力量。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产阶级是商业中产阶级，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经商、营销或手工业制造上，由于闲暇不足，花在教育上的时间少于因为有奴隶为其劳动而拥有充分闲暇的上层阶级，因而其教养劣于上层阶级。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自己的辛勤劳作和占相对优势的集体力量，而富人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和骑兵部队，这使得亚里士多德有些担心，然而他坚持中庸之道，在政治领域的中庸之道意味着以多数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府。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中产阶级的教养比富人差，但是他们的教养对于良好的公民精神已经足够了，并且在政治和哲学领域里他们显得比富人更有理性的风度。这使得中产阶级能够成为法治民主的中坚力量。

那么，古希腊为什么会有中产阶级呢?为什么会出现法治民主制度呢?这与古希腊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有关。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很发达，这就产生了商业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事贸易职业，从而在行为上具有了法治理性的特征。古希腊中产阶级法治世界观以及理性计算、讲究实际的世界观渊源于其商业生活，因为货币(财富的理性计算)、有息贷款、金融业必然会创造了一种商业文化的网络，这一网络以资本、精打细算、发财欲和理性的世界观为基本特征。商业交易总是需要契约法则，而契约法则的基础是商业关系的理性安排，不是神秘的宗教制度的权威，也不是国王的权力。契约法则与贸易资本主义和供出售的手工业生产的扩张同时出现。不为王国官僚机构的官员和神秘宗教等级机构的教士所控制的市场销售和市场定价加强了古代社会商业领域的理性算计倾向。

在古希腊，理性算计的世界观不仅仅限于商业领域，因为数学和对自然的数学观是古希腊教育的基础之一。以数学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的观念首先暗含在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的宗教性术语中，后来这一观念传播到爱奥尼亚城市的世俗的商业文化中。自此以后，对宇宙的数学计算成为希腊社会的文化内核。宇宙的数学化导致对可理解的宇宙的世俗的科学描述。契约法则原本只是保护在贸易和市场运作的商业交易的工具，后来超越商业领域先向公民生活管理领域扩张，后又向一般的政治行动领域扩张。这一扩张的结果就是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理性化。

此外，古希腊也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如古希腊社会没有神圣的中央集权的王权国家，不存在广泛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官员，也没有有权有势的与神圣王权有关并使之具有合法性权利的教士，商业文化网络的发展没有任何障碍，从而发展成为古希腊社会的主流文化倾向之一(其他文化倾向还有尚武精神等)。这一过程在古代社会是不正常的，对于古希腊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罗马，在一定程度上对腓尼基城市国家也是如此。由于没有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公民活动的管理，从交通法规到建筑法典，均置于扩展的法律王国民法的管制之下。社会行为的理性评价的概念从民法扩展到刑法。在快速商业化的希腊城邦中，不存在国王、教士、部族长老垄断司法判决的现象，刑事案件有罪、无罪的判决转而取决于公民大会的决定。刑事案件的结果先通过理性辩论，辩论者代表双方进行辩论，辩论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但却是受过良好教育并训练有素的演说家，受当事人的委托并接受当事人的报酬。辩论之后由陪审员大会根据宪法和民法来决定是否有罪。理性的、可辩论的刑法替代了宗教教规和国王的法令。民法与刑法精神扩展到政治生活领域，宪法就成了新兴希腊商业城邦公民行为的指导原则。

于是，自然合法的思想原则开始扩展到宇宙观层次，这样宇宙不仅被看作是数学上可计算的，而且在运作上是合法的。自然合法的原则，与数学计算一起成了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商业的、世俗的、科学的文化网络中，理性的世界观出现了，法治民主就成了政治的最高标准，而君主统治、神权政治却成了历史的遗产。

因此，不受神圣的王权官僚国家控制的商业文化和商业中产阶级的成长，必然导致科学世界观的发展，科学世界观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对法律和民主的渴求，从而为法治民主的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这是古希腊的经验。现代历史进程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在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时期得到戏剧性的扩展，继而在近现代欧美民族国家内得到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以自由为导向的法治民主伴随着商业性中产阶级和商业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艰难的发展。这一进程不完全是古希腊历史的再现，但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相似性。

二、西方社会的忧患

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必要条件吗?也就是说如果中产阶级不再从事商业，而是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这时的中产阶级仍然能够成为法治民主政府的支柱吗?新中产阶级是否会被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的"铁的牢笼"(iron cage)锁住从而与法治民主无缘呢?在古希腊社会之后，专制的帝国取代了古希腊的城邦，在现代社会里，法治民主国家是否会重蹈覆辙而为巨型官僚组织组成的帝国体制所取代呢?

从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产业革命有很大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初期，贸易资本家独领风骚，他们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工业，从而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英国、荷兰、比利时，然后是美国)。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大变革》一书中精彩地描述了这一现象。第一阶段的产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上层阶级、小业主和小农场主中产阶级(作为独立的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当然，与工厂体制同时出现的产业工人则是新的下层阶级。这一阶段的中产阶级与古典中产阶级差别不大，均具有商业性。2

在工业革命的中期和后期，中产阶级的特性有了一定的变化，获得了新的特点。因为在这一阶段，巨型公司和现代官僚制国家得到了发展，管理和官僚阶层作为新的上层中产阶级出现了，与此同时一个数量众多的新的白领办公室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的队伍，而在当代社会，中产阶级队伍里更增加了专家治国论者，工程师、应用科学家、计算机专家和当代高技术、福利国家经济体制所必要的职业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的官僚化或者组织化引起了许多思想家对于法治民主命运的担心。比如马克斯·韦伯就担心官僚化、组织化的新中产阶级的理性世界观可能会变成官僚组织的理性，官僚的头脑对法律契约和民主辩论的理性，势必导致民主缺乏特定的观念基础而走向衰落。米尔斯(Mills)也有同样的担心，他认为，新中产阶级与古代的中产阶级截然不同。古代中产阶级是农场、商店和办公室里独立的小业主。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负责，在政治上是非常独立的。而新的中产阶级却是巨型公司、政府或者公共服务官僚机构的工薪雇员，他们是不独立的。他警告说，新中产阶级被巨大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禁锢住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具有民主公民所需要的独立精神。韦伯和米尔斯预言，世界将为"没有灵魂的技术人员"所操纵，将为"没有良心的纵欲者"所居住，民主和法律将毫无存在余地。官僚的钢铁外衣将会罩住新中产阶级，把他们锁进官僚和技术统治昌盛、自由和民主变为历史陈迹的世界中。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i Marcuse)指出，新时代的科学在专业化的专家王国中变得相互孤立了，普通公民与科学的距离越来越远。普通公民不再追求科学精神，而是追求个人感觉世界的快乐，或者追求神秘而空洞的非理性的宗教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法治民主必将因为缺乏适当的社会支持和观念支持而走向衰落。

思想家的警告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警告仅仅是警告，因为新中产阶级虽然具有官僚化、组织化的特征，但它依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忠实基础，因为它远没有放弃法治理性的政治，他们依然坚定地信奉法治民主。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中产阶级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新中产阶级成员接受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虽然现代教育日益技术化和职业化了，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没有受到忽视。它们顽强地植根于大学课程之中，其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的个人。新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教养足以使其具有履行公民权利和参加民主活动所需要的能力。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商业的还是组织的，均可以使自己适应政治参与，并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政治领导所愚弄。对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来说，政治领袖不是上帝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政治上的同事。所以，他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应该评估政治领袖的业绩，应该钳制政治领导人潜在的贪欲和权力。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从不神化政治领袖，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理由参与政治领袖的选举过程。富有教养的新中产阶级认可专家们的知识，但他们并不放弃自己作为公民的决策义务。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优秀的专家也可能经常犯错误，在专家之间也经常会有分歧。所以，韦伯和米尔斯对为官僚组织所组织起来的专家来控制国家的恐惧是不必要的。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遍天下的时代，新中产阶级所看到的专家决策失误的情况太多了。这加强了他们参与决策的欲望，也为此提供了合法性，尽管这只是选举的和政党的参与。新中产阶级寻求选举参与和法律保护，其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任为官僚国家所组织起来的专家，寻求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必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其次，中产阶级牢固地确立了世俗的、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观。当他们仰望天空时，他们看到飞行员和宇航员，他们幻想星际旅游和星球大战，他们看到了有着黑洞和超新星的无限宇宙。他们不会看到天堂和一大群的天使。这一新的宇宙观确实导致了伦理和道德的危机，其原因只是因为科学不能够告诉我们何对何错，但这种世界观也确实创造了理性的大众，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承担民主的责任，并有能力积极参加法治民主所需要的公共活动。

第三，现代富有理性的中产阶级，尽管被吸入进这个或者那个巨型官僚机构，但并不把官僚机构看成是神圣的。如果说，古代中国或者古埃及的农民把帝国的庞大官僚机器看成是神圣的，向它跪拜，向它鞠躬，向它行礼，现代中产阶级公民绝不会把官僚组织视为神圣之物。他们忠诚地为其组织服务，有时候还废寝忘食，但他们对组织并不愚忠，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他们会变革组织。

第四，韦伯和米尔斯相信新中产阶级将会变得很驯顺，并被锁进巨型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结构，韦伯和米尔斯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担心并未成为事实。因为韦伯和米尔斯没有看到，在巨型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对官僚组织的非理性、无效率和权威主义倾向更了解。在官僚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痛苦地意识到规则和条例的僵硬性，深深地了解官僚组织规则的非人格特性，也了解由此产生的异化。他们明白，文字上的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创造了繁文缛节，从而成为组织营运的障碍，这些障碍如何遏制了创造力和非正式领导的输入。新中产阶级了解并拒绝这些权威主义的、无效率的、非人化的程序。他们补充了巨型官僚机构的人员，但拒绝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结构。在现代国家里，除了日本以外，很少有人一生忠于某一公司、政府机构、医院或者大学组织等官僚机构。中产阶级把巨型官僚组织看作是无效的、反人性的和专横的，只是利用而不是崇拜官僚组织，通过法治民主来制约官僚制度，这本身就是民主发展的重要支柱。

此外，现代新中产阶级因职业关系生活于大规模组织中，但他们也发展了与官僚组织世界完全隔离的私人存在。韦伯、米尔斯、拉什、阿伦特以及其他人均警告说，这一私人化的领域会变成出世的纵欲者的领域。根据这些思想家的看法，新中产阶级个人将会变成自恋者，变得自私、纵欲、自重，从而放弃公民的角色。拉什和阿伦特批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青年不关心政治，缺乏博爱精神和人道关怀。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拉什和阿伦特看到了对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抗拒现象，尤其在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早期的美国，中产阶级开始较为理性地寻求私人领域的发展。雅皮士、自我发展、减肥、马拉松长跑等，这些司空见惯的事就是自我发展的例子。人格上的至善是当代在私人生活领域相互疏远、互不关怀的中产阶级所想实现的最高境界。这些自我发展倾向是对嬉皮士和吸毒行为的背叛。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以及肯特城、杰克逊城血案使得当时的人道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动摇了，使得他们退出公共领域，变得较为内向，只关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吸毒、纵欲，陷入了嬉皮士式的生活方式。雅皮士拒绝嬉皮士的堕落，可以说是再次走向公共参与的健康的第一步。迈入九十年代后，新中产阶级在私人生活领域仍然表现出有些自恋的倾向，但已经开始向人道的关怀迈进。他们关心挨饿的人们，当埃塞俄比亚发生饥荒时，新中产阶级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捐款相助。摇滚乐队是自我纵欲者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标志，但是他们组织音乐会举行义演，为饥饿者、为患艾滋病者、为因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捐款。在私人领域走出自我封闭的世界，向需要援助者伸出援助之手的进程就是相互关怀的公共精神成长的过程。这正是自由的法治民主所必需的。所以，尽管从韦伯到拉什均正确地警告当代官僚世界中个人生活的自私和私人化本性，但是公民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并未死亡。后者继续为政治参与提供热情，使得法治民主政治继续以新中产阶级为基础。

中产阶级是法治民主的保卫者，那么"谁来保卫保卫者"呢?新中产阶级作为巨型官僚组织的雇员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十分清楚。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任期来强制权力的制度化更替，可以遏制政治领导人的可能发作的非理性行为，从而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有法律才能保卫保护者，使新中产阶级免受官僚组织的侵害，从而维护法治民主。为了寻求法律的保护，新中产阶级虽然以巨型组织为生，在上班的那段时间的确被锁进了巨型组织，但是在巨型组织之外的个人生活领域里，他们仍然强烈地坚持法治民主的原则，在职业生活之外的时间里，在公共领域里还表现出强烈的保护法律的责任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他们在政治过程中惊人地活跃，坚决支持法律程序，积极参与政治，强烈反对独裁统治，从而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就更加强了新中产阶级作为法治民主基石的地位。

因此，在现代工业化国家，新中产阶级虽然因为官僚理性的威胁而可能滑离法治民主的轨道，但是他们仍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那么，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里，中产阶级是否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呢?

三、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过着以个人幸福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生活，为自己的事业贡献着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知识。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作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因为专制的控制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够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

中产阶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的确从未体验过现代法治民主，但他们均向往民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亲身经历过暴虐的专制统治的危害。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均活跃地追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现在，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早已着手积极研究美国宪法和辉格自由传统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中产阶级普遍拒绝某些政治势力垄断国家权力。即使是在国家官僚结构中就职的中产阶级也在拒绝国家权力的垄断，因为在独裁的等级结构中他们也同样深受上级的迫害。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在官僚结构之内还是之外，均教育良好，都希望在演说、文章、艺术作品以及个人生活中表达自己，这些表达是为独裁的发展中国家所严格控制的。从政治舆论到摇滚音乐均要受到检查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与日益壮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中产阶级和平共处的。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追求更多的选择，如自由选择职业、居住地点和消费方式。由于独裁专制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通过政治强制来限制中产阶级的更多的自由选择，要求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选择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寻求更少的政治强制。这加强了寻求政治自由和运用宪法和法律制约国家权力的压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从总的趋势来看，的确是如此。但是，对于特定国家和地区来说，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如此简单，其原因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恐怕也是一个屈辱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诞生、壮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正是在这个屈辱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不是法治民主的基石。就东南亚来说，由于新形成的规模不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外国的亚洲移民(主要是印度人和中国人)而不是由本国人构成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兴趣也很少有可能参与当地的政治，这时他们很难成为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当专制政治能够为中产阶级的事业发展提供适当的自由和秩序时，中产阶级更可能成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新加坡，专制的政治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中产阶级在专制政治统治下获得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所以就放弃了促进民主的"使命"。

当然，如果专制制度不给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菲律宾就是一个例子。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不给中产阶级以适当的自由和秩序，并且还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于是在许多地方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任何暴力和动乱的天然敌人的中产阶级在反对马科斯的斗争中与其他不同政见者携起手来，一反保守的性格，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为这时的中产阶级必须首先从妨碍其事业发展的独裁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

亨廷顿的研究也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保守性，也可能具有革命性。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需要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够成为拥护传统专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则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并开始广泛地参与政治，"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政治制度所承担的压力太大，甚至是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也承受不住，所以在大多数社会中，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传统制度都因此而纷纷解体或崩溃了"。3但是，"如果传统政治制度确能适应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如果现行中产阶级政体中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具有适应能力，那么它就会转变为一个充分参与、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体。相反，如果这些政治制度不具有适应大众参与的能力，......那么该社会就会向大众执政官政治的方向发展，各种主要社会势力就会形成高度动员和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大规模运动。"4

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君主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既要对付自由派的反对，也要对付保守派的反对，为此他必须寻找适当的政治支持。中产阶级就是其中重要支持之一。不过，君主要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是有很大难度的。首先，中产阶级必须足够强大。在许多社会中，中产阶级没有强大到可以帮助君主进行改革的地步，比如在哈伯斯堡王朝时期，根本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走向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中，公营事业和政府工作常常是那些精英所追求的职业，这一传统也阻碍了具有自主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商业和金融业大多由少数种族来从事，如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泰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从来不是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其次，在二十世纪，中产阶级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并且力量也足够强大，但也可能是君主制的天然敌人。比如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和新兴的中产阶级都热衷于开明专制，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甚至倾向于把最开明的专制也描绘成封建时代的错误。在中产阶级圈子中，君主制已不再时兴了。不管他们多么支持现代化中君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但他们依然反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他们反对具有现代化观念的君主对通信、选举和议会自由所设定的限制，他们会认为君主的改革过于狭窄和迟缓，只不过是一种意在用局部改革来维护现状的障眼法。所以，在如同伊朗这样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支持现代化的君主的来源，反而与传统的教士为伍，成为君主的死敌。

一般来说，非民主政治中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只要提供个人流动的机会，就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中产阶级专家吸收进政府参加工作。这可以安抚那些有可能反对君主制的人们。但是，这样做对君主来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如亨廷顿所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君主制通过这种个别吸收的进程来减少不满的能力日渐减弱。......对个别吸收的效果有一个最终的限制，这就是，虽然吸收了中产阶级中某些最积极的领袖，使之有助于政权的未来，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为把中产阶级集团和较底层的集团作为集团同化进政治体系提供工具。这只是一种延缓行为。有着新利益的新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高层次的个人流动，也许会减少这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术，但不能将其杜绝。把这些集团同化进体系中的迫切性虽然减少，却依然存在。"5

许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历史均表明，贵族和宗教领袖一般是传统势力的代表，维护旧制度，抵制现代化，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力量，是法治民主的急先锋。亨廷顿说："在大多数现代化中社会，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6

中产阶级作为革命者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中产阶级政治角色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其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就如亨廷顿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会经历好几个阶段。一般地说，最初登上社会舞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此后，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分化为文官、军官、教师和律师、工程师和技师、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逐渐地趋于保守。有时，所有这些集团或其中大部分都可能会扮演革命角色，但一般而言，只是中产阶级中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成分才最容易从事反抗、暴力和革命。并且，在中产阶级的各种成分中，知识分子是最具有这种倾向的成分。这实际上并不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背弃，而是由于知识分子已成长为一个可充当起义先锋队的独特集团。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背弃现存秩序，因为这个集团从来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无需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他们只要一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就扮演着潜在的革命角色。其原因就如亨廷顿所说，"知识分子的要求容易抽象化，并且是毫无止境的;这两个特性使知识分子成了革命者。"7

在现代化中国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作为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者、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但它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却无法进行革命。知识分子能否取得革命的成功，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特定的阶级结构。因为知识分子充当革命角色的能力，取决于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最初他们可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集团，此时知识分子煽动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赢得其他社会成分(如农民)广泛支持的能力。

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发展过程来看，经济的发展、都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并使之多元化。亨廷顿说，"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第一批中产阶级集团是最激进的。在这以后的中产阶级集团可能具有较多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因而较为保守。"8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也将越来越明显。如果这时候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足够力量的革命中产阶级的存在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设现代法治民主的条件，而具有足够力量的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现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阶级基础。

上述分析表明，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性的中产阶级是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基石。在现代社会里，非商业化的新中产阶级仍然是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中产阶级在短期内可能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则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和稳定力量。因此，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

注释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

2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3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4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5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82页。

6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

7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94页。

8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93-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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