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否定君主立宪制，批判民智未开论

针对中国人“缺乏共和知识程度”的谬论，孙中山通过比喻予以批驳：“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曰：‘此童子不识字，不要使之入塾读书也’，又通理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故今日中国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6]155-156民主政治并非上天先赋，要靠全体国民共同创造，在共同创造的过程中学习、使用和共享。他明确指出：“君主立宪制不合用于中国。”[7]282

3.抨击军阀暴政，倡导“人民独裁”

他在分析民国以来军阀暴政原因时指出：“八年来之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步，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6]423什么是“地底陈土”?武人、官僚、政客是也。“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方能使“国基巩固”。[6]157在论及苏俄政体时，孙中山指出：“近来苏俄新发明了一种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当然比较代议制政体改良得多。”[6]722

4.指出西方政体之不足，独创“五权分立”之政体

孙中山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民主政体，他敏锐发现西方政体并不完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行，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6]707。“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6]764，以防“少数人所得而私”。为了使人民真正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提出，人民不但要有选举权，而且要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为了弥补西方“三权分立”的不足，他发掘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创造了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政体。对此，孙中山颇为自豪地说过：“五权分立”，“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5]81

5.改“官治”为“民治”，倡导平等与自由

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8]693。而行政权力的主体是君主专制国家的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换言之，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一个官吏主宰的社会，官吏掌握的行政权力覆盖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此即孙中山所说“官治”。如何“移官治为民治”[9]924?孙中山主张实行普选制、政党政治和权能区分，力主“地方自治”。实行“民治”，其前提条件必须是人人平等和自由。他说：“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9]319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10]124一方面，平等、自由有赖于民主制度的保障;另一方面，平等、自由又巩固了民主制度，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更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他不仅描绘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蓝图，而且身体力行，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呕心沥血，终生奋斗，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1.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