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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对执政规律的探索。1945年7月，当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执政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时，执政规律就已开始成为领袖人物经常思考的重大课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探索得以全面展开。本文主要从执政任务、执政能力、执政监督等方面谈谈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有益探索。

一、在执政任务上的探索

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必要条件。讲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一个政党要取得执政资格，巩固执政地位，获得执政的物质基础，都必须代表特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确解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具体任务和具体方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决定并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对这一规律性的认识的形成，毛泽东的有益探索功不可没。

正如石仲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一文中所言：“西柏坡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同时始于毛泽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1]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对共产党执政后的任务就作了理论探索和战略构想。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任务的战略构想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其总体思路是以经济的发展来带动中国的整个发展，政治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是服务于经济的发展或伴随它而发生的。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2](P1428)此时，毛泽东不仅非常重视医疗战争创伤，还对未来的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索。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毛泽东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首次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目标。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2](P1437)明白无误地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确定为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一目标符合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新中国逐步发展、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包含了“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西柏坡时期，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1948年5月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大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工矿交通企业，如果各有关领导机关忽视或放松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就要犯错误。”[2](P1333)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度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2](P1477)。

同时，毛泽东又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社会化”。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在制度方面，就是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打破中国农业原来分散的自给自足状态，使中国的农业向着集体化方向发展，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在技术方面，就是必须改良农业技术，主要是采用现代化工业才能提供的现代机械工具和现代技术，也即“农业社会化”和国家的“工业化”协调发展。“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2](P1477)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途径。毛泽东认为，五种经济成分必须同时存在。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2](P1433)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将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其中，必须以国营经济为主体。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2](P1428)。其次，重视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毛泽东指出，要使企业的经营生产获得发展，必须对企业实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设立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由于经济建设对于即将走出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学习：“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2](P1481)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共产党执掌政权，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产生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从而指引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走向了伟大胜利。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新的实践考验，即共产党能否履行好自己的执政使命，完成自己的执政任务。毛泽东对此作了探索。

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列宁在他逝世前夕，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主张。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还没有被党和人民理解接受和实施就逝世了。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领导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由于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没有矛盾、“完全适应”，并把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模式看成是尽善尽美的，长期讳言和拒绝改革，致使体制僵化，越采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认为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批评了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这就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开了改革的闸门。他还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同意斯大林的“完全适应”的观点，提出了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从而为后来的改革作出了最初的理论论证。毛泽东还纠正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的商品生产只限于生产资料的观点，明确指出商品生产的活动不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如农业生产资料。毛泽东吸取苏联模式的教训，明确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关系的分析中阐明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理论、方针和政策。其要点是：建立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一旦违反了它，就会使经济建设出现混乱，遭受损失，回过头来还必须按此进行调整，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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