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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人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和评价毛泽东的人学思想，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人学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晚年的迷误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围绕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形成了以人的本质为基础，以人的价值为中介，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人学思想，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社会底层命运的特别关注;对社会公平的执着追求;对主体观念的改造和重建的高度重视;对个性解放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大力推崇的中国特色，体现了中国哲学人本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现简要分述如下：

一是从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的角度阐明了人的基本特性和本质。马克思曾经说过：劳动即“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第96页)是人的类特性，又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第56页)毛泽东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进一步指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3](第477页)自觉的能动性包括思想等等主观的东西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做或行动)，而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此，人的基本特性表现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4](第81页)也就是说，实践、特别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特征的生产劳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然而，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又如何区分呢?毛泽东指出，要从社会关系即“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上加以区分，[5](第282页)因为人要实践、要劳动，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即“人的社会性”不同;现代人和原始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人的历史发展”情况不同。而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所以毛泽东强调在阶级社会里要从人的阶级性上了解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这是毛泽东对人的特性和本质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二是从历史创造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指出“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第585页)因而人是创造价值的最高价值。毛泽东发挥了马克思的思想，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他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6]“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第1031页)因而有了赞扬人的价值的那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8](第1512页)而人的价值有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之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辩证统一：个体要自觉地为集体、社会作贡献;集体、社会要尽可能满足个体的正当需要。

三是从必然与自由的哲学范畴的分析中引伸出政治自由的概念，提出共产党人要为人民的自由解放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由是根据对外界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9](第456页)自由存在于主体的认识和实践之中，表现为人对自然的自由，人对社会的自由和人对自己本身的自由。政治自由不过是整个人类一般自由的一个方面，属于人的社会自由范畴。毛泽东根据马恩的思想，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指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10](第485页)“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10](第845页)认为政治自由同其他形式的自由一样，也必须以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为前提，指出要想获得指导中国革命的自由，就必须认识“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即中国革命的规律，要想获得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自由，就必须认识中国社会主义这个“必然王国”。他还进一步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政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需要人们去争取、去斗争。因此共产党人要与争取自由、争取平等的人们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而斗争，要让自由的阳光照遍祖国大地。[11](第210页)

四是从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出发，提出了人权问题和革命的人道主义原则。马克思很早就提出无产阶级的人权思想，要求把争取人权和公民权纳入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12](第12页)恩格斯主张把“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作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武器。[9](第124页)并认为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要求”。[9](第448页)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使人发生异化时，多次提到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而这种共产主义就包含着人道主义。[1](第120页)根据马恩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劳动，劳动使人成为历史的主人，具有无上的价值，因而应当享有作为人的权利即人权，而人权首先是人民大众的人权，其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权，然后是发展权、管理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管理各种企业事业，则是劳动者最大的权利。[13](第129页)与尊重人权相联系，毛泽东还提出了处理人际关系最起码、最普遍的原则——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革命队伍和人民内部，而且适用于放下武器的敌人和不再捣乱的反动分子，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腐朽为神奇。这是毛泽东人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五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提出和实践“解放个性”的口号。毛泽东认同《共产党宣言》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4](第416页)提出了“解放个性”的口号，强调“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4](第239页)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使“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7](第1058页)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在社会主义时期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强调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制定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营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5]，从各个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存在着片面的认识和误解，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子迷误。例如，在人性和人的阶级性问题上，由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只讲人性的阶级性，否定共同的人性，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把一切学术理论问题都归结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宣称“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实行全面专政”。[16]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摧残了文化，践踏了人性;在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把个人和集体完全对立起来，把个人物质利益原则视为“最近视的个人主义”，[13](第134页)否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在人权问题上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反而认同“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行为，提倡“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奇异人治思想，[17]其结果是使法制遭到破坏，人权受到侵犯;在自由问题上，建国以后不再把自由民主看成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奋斗的重要目标，而仅仅看成一种手段或权宜之计，在“舆论一律”、“集中统一”的名义下，公民的民主自由实际上受到很大限制;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只讲变革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对人的发展的意义，不讲发展生产力对人的发展的作用，还把人的全面发展误解为通过消灭分工和社会角色功能互换来实现社会身份的人人平等;等等。

尽管毛泽东晚年在人学思想上发生了一些迷误，但其正确的方面仍是基本的、主要的，我们应当客观地、全面地评价它的得失，肯定其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和发展毛泽东的人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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