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执政党的状况来看，我党经历了将近80年的发展历程，已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胜利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但是我党的现有状况与其所承担的历史重任和人民群众对它所抱的高期望值有着相当的差距。这里有二个突出问题值得高度的关注。一是党的发展规模太大，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特殊的难度。目前中共已成为有6300万多党员和有350万个基层组织的超大型政党。事物的数量和质量有着内在的关系，政党不同于一般的群众团体，是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者。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它的成员应是社会的精英。一旦政党的过份膨胀，政党先进性便会受到挑战。今天，差不多12-13名成年中国公民中就有一名共产党员，这种比例关系使党员和党组织的先进性的保持和体现面临着新的挑战。究竟党应控制多大的规模以便使它更好地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二是党内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八十年代初我党开始提出纠正不正之风、加强党风建设的问题，自此之后几乎一直从不停顿地抓党风政风建设，党的13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党内消极腐败的问题，14大、15大的政治报告均有专门反腐败的论述，反复强调这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然而，20年来，虽然也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但在总体上并未能有效地制止不正之风，反之，腐败情况愈益发展，有些腐败案件的情节的严重性令人难以置信。这表明，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顽固性。就这个现象本身人们就可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其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它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明确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今天，我们党仍然存在治党不严的状况，党内状况与时代赋予它的要求还存在差距。如江泽民所说的，“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也相当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少。”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从总体上说，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这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有害的。但看不到存在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同样是不对的、有害的……这就向我们提出，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驰，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2]

江泽民多次强调，今后十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目前既存在着历史上难得的发展契机，但的确又存在着相当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在面对来自外部国家的比较压力之下，来自有着更发达的生产力和更优越生活水平的外部国家对相对仍然贫穷落后和中国的挑战下，能否抓住目前的发展机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完成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三位一体”的历史任务是摆在全党、全国、全中华民族面前的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这是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要抓住发展良机，消除各种隐患，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亟需提高自己的驾驭全面、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他面对严峻挑战的决策回应。他提出的直接动因在于从严治党，治理党内存在的各种隐患，这是把中国事情办好的关键。古人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借用这些话，这种强烈的忧劳意识恰是兴国的精神前提，是消除隐患的政治智慧的凝结。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既是对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概括，也是从严治党的标准，更是共产党廉明政治观的重要准则。它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抓住了立党、执政、治国的根本，是防止党蜕化变质、增强党抵御风险能力的良方妙策，也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有效措施。这一高层建瓴，总揽全局的战略决策充分显示了江泽民的睿智和远见。

党建理论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