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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早期北美华人移民的创作所欲呈现的是对故国的绝对依恋与认同以及强烈的民族归属感的话,那么以於梨华为代表的台湾文群在他们的一系列创作中则一再地把落寞与失根的苦楚融入其“中国”书写当中。对故国的想象与早期移民作家相比,多了由于政治离散与个体飘泊所引发的情感挣扎和精神悲怆。女性话语与国家民族主义的糅合展示了社会历史进程中充满裂隙与矛盾的思想资源。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对女性话语的潜在影响,使得女性叙事总也绕不开国族寓言的神话,女性同男性一样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关注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前途,并在家国以外持续女性知识者的精神追寻。辗转于大陆、台湾、美国三地,充满左翼热情的陈若曦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女性话语在强大的民族宏大叙述面前显得苍白而无力,是一种少数话语。于是沉默的女性显出了抗争的力量,在追求自由与摆脱精神困境的行动中便显得更加决绝。这在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聂华苓在小说的前言部分把《桑青与桃红》称为“一支浪子的悲歌”,④小说也的确是关于流浪的故事。只是这又并非简单的流浪,它是一个精神分裂女子一路漂泊与逃亡的历程,是特殊历史时期女性艰难生存的表征,同时也是边缘人的情感与心灵面向。《桑青与桃红》分为三个部分,再加上楔子和跋,完整地再现了桑青由南京到重庆、再到北平,又逃到台湾,最后流落到美国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历史的火药味与衰腐气,既是人物现实境遇的想象又是一个充满荒诞的卡夫卡式寓言。桑青的逃亡是一个中国人被放逐的意象,桑青在台湾的阁楼式生活又是生存困境与身份暧昧的诉说,而桑青最后变成桃红不仅是流浪者无所归依的悲剧,更是精神与身份裂变后人物对现实生存的最沉痛反抗。第三世界女性的历史命运与个体存在在小说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尽管小说最后以帝女雀衔石填海的故事预示了弱势者不懈的反抗与执着的追求,但作者巧妙地缝合了女性叙事与国族寓言的双重符码,显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旅美文群女性作家的历史嗅觉与文化自觉。

女性话语与人性关怀

随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化转型,人的个体与生命形式成为文学的中心。女性写作以个人化叙事规避大众经验的渗透,将个体生命价值的发现作为自己写作的中心,将个体生命、日常生活、情感欲望的表现书写得强烈而突出,女性话语与女性叙事再次以新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线。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时期的女性小说在对女性生命存在的追问与诠释中,对由集体无意识所形成的精神失语有所突破,愈益显示出女性写作自身的特质。如张洁、张抗抗、张辛欣等女作家的作品中以发自心底的声音打破了女性长久的沉默。当然,这群刚刚经历“文革”的女性作家,在重构女性生命自觉与诗意表达时仍免不了回顾往事的哀伤与对那段“历史”的冷静反思。对于这群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北美的新移民作家来说,虽没有五六十年代台湾文群浓得化不开的放逐悲情与文化乡愁,却也无法摆脱“文革”创伤留下的心灵烙印。用汉语书写中国经验,尤其是“文革记忆”,把想象“文革”作为小说的叙述策略,在查建英、严力、哈金、严歌苓等人的小说也比较常见。反映了新移民作家作为边缘离散族群的文化想象与身份认同。只是在“文革”的历史场域里,作家以解构主流历史话语的方式沉思历史,聆听被历史宏大叙事所淹没和忽略的边缘个体的声音。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灰蒙蒙的历史背景中拉到生动的现实舞台。可以说,“文革”记忆是他们写作的想象资源,中国经验是他们在异质文化生存时的重要文化支撑。如果说生存与生活的困顿、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苦闷造成了前几代移民普遍的心灵挣扎,那么新移民作家群在摆脱了物质生活困难,凭借知识与资源优势进入北美主流社会便显得从容一些。于是,前者的女性小说中饱含着沉重的历史基调与强烈的家国意识,而后者却常常在展开的中国想象与北美经验之间思考边缘者的命运,探讨个体的普遍精神内面和移民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因此,新移民作家群与台湾文群由于各自背负的历史意味与文学命题的不同,在多元变动的双重文化碰撞中便显出了迥然有别的美学风格与诗学内涵。或者可以说,新移民作家群面临的文化与现实语境,使其在文学思考与文化体验中与前代移民文学产生了断裂,并沿着断裂的层面做出有意义的突围与探索。而突围的过程正是作家寻求其身份属性与文化认同的过程。以严歌苓的小说为例,女性想象是其文学创作的中心,尤其是边缘女性群体的生存与情感空间。作为离散移民作家,严歌苓理所当然地把目光放在移民女性的身上。关注双重边缘和双重经验的女性群体,揭示移民女性的生存困境,思考华裔女性的文化身份,探讨新移民女性的情感世界,书写女性的个体命运和精神苦难等等,是严歌苓不同时期女性想象的集中关注点。而无论是哪一种语境里的女性关怀,都彰显了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和文化思考的自觉。于是,我们读到了旧金山风华绝代的妓女扶桑、悉尼的普通女工小渔,也读到了在三号街卖艺的毛丫、在网络上寂寞挣扎的乔红梅。东方女性的纯真善良、富于忍耐牺牲以及博大的母性胸怀等品质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这一系列的女性群像,一方面是华人移民女性的生活写真,同时也寄寓着作者独特的女性表达。在严歌苓的女性谱系中,女性话语开始摆脱宏大历史的包围,而将叙述的焦点对准移民女性的边缘存在、生命意识、欲望情感,直至女性生命经验的底部。现代生命感觉的表达与叙述使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得以突显,显示了作家情感位置的偏移以及对前代移民文学想象范式的有意识的突围。当然,此一时期的美华女性小说在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入历史的空间,于历史与时代命题中寻找女性的自由表达。而事实上她们无法摆脱的依旧是困扰于自身的身份归属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辉煌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以个人化话语风格展现了崭新的美学品格,表现了对人性世界的观照。在对父权制文化的反抗和对男性话语的逃离中,女性写作以重新阐释和重构想象的方式,力图开辟出女性话语的新空间。残雪的小说以性别特色所赋予的别一种声音,展示自身的感觉与思维方式;刘索拉以女性音乐家的直感性语言传达出生命的渺小与焦灼;王安忆以叙事和反叙事的手段进行着“灵与肉”的解构;徐坤用颠覆性的话语撕裂着启蒙者的神话;陈染、林白的“个人化写作”以坦率的暴露式叙述,激活了女性存在于心底但却从来未说过的话语。这几代女作家以不同的声音和方式表达着“真实的自我”,以自我言说的方式显示出被男权文化排斥与遮蔽的东西,努力通过个人的记忆与回想提供独特的人生意会与感悟,通过自我的生命体验深入到当代女性的生命世界。多元的女性话语表达同样体现于北美华人女性作家近期的小说中。对于美华女性作家而言,新的文化机遇与历史时代的来临也给了她们更多的想象空间与创作契机。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从边缘人迈向“国际人”或成为“世界公民”,美华小说已不再局限于华人移民群体的生活空间与情感世界,小说的题材转向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包括不同种族的移民群体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跨种族的爱情与跨国婚姻、成功的华人白领的情感故事等等。于是,女性话语又以别一种的言说方式呼应了新的时代变奏,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关系,探讨有关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如加拿大作家张翎的“温州”系列小说,把一个个曲折生动的爱情故事沉淀于水色江南之中,把深浅不一的历史记忆织入其绵密细腻的叙述里,在中国与北美的越界体验中书写着多重的回归想象与生命意识;如旅美作家陈谦,在舒缓沉静的节奏中透视硅谷华人白领事业有成之后的情感迷失,以及在爱情与婚姻的纠葛中对个体命运的思索;如旅美作家严歌苓,善于在生活的细微处发掘人的情感内面,有时直接把故事切入中国文化语境书写弱势女性的生命存在。美华女性小说的话语表述正在走向成熟。这无论是中国文学与文化变迁、社会转型于移民离散作家的潜移默化,还是北美现实语境与文学命题的变动不居,抑或是美华小说美学品质的自我提升,都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着新移民文学与前代移民文学某种程度的断裂与突围。这是新的美学风格与诗学意蕴的发展历程,同时饱含着美华女性作家在情感场域的来回跨越中对文化身份的不断诉求。

情感场域与身份属性

对于离散海外的华人移民群体来说,无论是对故国故土的遗忘和回忆,还是对新国新土的认同与归化,都是作家在经历生活与文化变迁后的一种美学抉择,都表现出一种不断建构自己文化身份的思考过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移居国外,离散作家遭遇异质文化的冲击后必然面临着自身存在与认同的危机和拷问,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困惑与选择。在后殖民理论家看来,身份问题是研究离散文学的最终关注点。“离散”是对一种固着状态的离弃,越是“离散”越容易陷入一种文化属性的分裂、破碎和不确定,而对于一致和统一的追求和追问便越是强烈。如果说,“离散”是某种后现代普遍的人类文化特性或生命状态的话,那么不安于这种状态,追寻某种生命归属意义的完整一致,便是离散写作的内在动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离散的具体书写,移民文学就是身份未定者的文学,也是持续追求归属和无穷追问身份的文学。离散揭示了这种追求和追问的精神特质和哲学处境,而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生活的描述。因此,离散与身份在这里成为互相补充的概念。而关于文化身份的追求和建构成了切入离散作家文化属性与认同空间的有效途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华人作家在表现自身的文化焦虑上有着相异的美学追求和思想内涵。从落叶归根式的乡愁到落地生根式的认同再到越界书写式的怀想,不同文化群落和文化底蕴的作家表现出了迥异的身份认同和追寻的过程。对于东南亚华文作家来说,前几代移民的文化乡愁承载了凝固不散的母国忆念和情感迷思,而新生代作家则在父辈的怀乡之路上解构了厚重的文化乡愁,并建构了一种“在地化”的族属性认同。对本土性的强调无疑是东南亚华文作家别一种方式的身份想象与文化政治;而对于北美华文作家而言,怀想中国似乎一直都是几代移民作家的主要文学命题。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旅美文群,还是80年代以后的新移民作家群,甚至是以英语为载体讲述祖辈移民故事的华裔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象中国”。“中国”是北美华人在特殊的历史与文化状态下的一个想象的过程。而他们根据文化体验、记忆、传说、家族故事所构建出来的故国形象,可以说是一种“想象的想象”。中国文化记忆或深或浅地融入美华女性作家的情感疆域,并与她们的北美生活与文化体验互相融合,构成了美华女性作家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与认同空间。在两种文化体验与情感空间中跨越与游移,成了华人离散群体特殊的心灵与精神内面。当然,面临不同的历史与文化政治诉求,不同时期的美华女性小说在表现自身的文化属性意识方面呈现出相异的诗学内涵。对于台湾旅美女性作家而言,“中国”是她们文化乡愁的本能方向,饱含着对故土的童年记忆,被放逐后对隐性家园的迷惘、寻找和归依的完整思想过程,是对那种“中国烙印”的集体无意识的记忆与抒写。“怀乡”、“飘泊”是常见的文学主题,他们的“故国想象”往往给人沉重的失落感和无根的漂泊感。当移民个体带着满心的惆怅来到北美时,却发现从一种边缘状态进入另一种边缘状态。一方面是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一方面是与故国乡土的渐行渐远。如於梨华的一系列小说,我们读到了饱尝“失根”痛苦与精神困惑的中国留学生,读到了经受异质文化冲突碰撞的华人移居者,也读到了身处美国社会边缘的华人学者。在中国记忆与北美经验间游移,无论是於梨华本人的文化认同体验,还是她笔下的华人离散群体面临的普遍困境,都生动地记录着北美华裔族群的生存图谱和生命挣扎的历程。更为重要的是,在双重文化空间来回穿梭,不仅是华人离散群体真实的生命越界,更是离散者对支撑其自身心灵归属的文化身份执着的追求与思考的过程。而在新移民女性作家那里,“中国想象”不再是绵延不断的家园忧愁,也不再是双重放逐的失根之痛,而是作家心灵和记忆深处的历史召唤,以及对个体存在的生命意识的关怀、对普遍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当然应该强调的是,尽管不象台湾文群有强烈而明确的文化回归指向,新移民作家在越界书写的实践中也始终有一个不变的主旨,即对母体文化的归依。只是在文化回归的想象时作家的文化身份有一个复杂的非本质主义的变化历程。以严歌苓的“文革”书写为例,无论对主题的把握、对叙述者的视角处理以至对中国女性形象的刻画,都显示了面对特殊文化政治因素的独特身份欲求。一方面是西方主流话语的潜移默化,严歌苓的东方女性表达暗含了合乎西方想象的“东方主义”视角,这是第三世界移民作家试图以其文化的特殊性建构独具特色的族群文化,并获得主流话语认可的想象策略;另一方面,移民群体的边缘位置和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经验又促使严歌苓“中国书写”时不断地尝试文化回归,以直接越界的姿态进入“文革”历史,甚至摆脱北美的文化经验,强烈表达文化身份追寻的愿望。这也印证了后殖民理论关于文化身份非同构非本质化的特点。以严歌苓为代表的新移民女性作家正以其独特的女性想象和话语方式试图建构她们的“中国”文化属性。不同时期的美华女性作家以迥异的言说策略表述着自己的文学想象与文化意图。她们的创作一方面契合着中国社会与文学主题的变迁,一方面也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与美学风格。美华女性作家的情感场域充满着女性特有的敏感与多思,而不断更迭的文学命题以及多样的“中国想象”正是她们文化属性与认同空间嬗变的有力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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