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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对探究“历史”的方式以及“历史”的再认识体现了他观念上的两个变化:一是由质疑文字中心主义到强调物叙事或图像叙事。二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即“文学作品→文学文本→文化文本”。其次是在确定了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性质以及研究路径之后,又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问题呢?叶舒宪认为,就是要重新阐释和划分大小传统的内涵,厘清大小传统的源流关系。他说:“重新进入历史的理论前提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做出‘大’和‘小’的区分,以汉字的有无为标记,前汉字时代的传统称为‘大传统’,汉字书写的传统称为‘小传统’。”[5]叶舒宪对大小传统内涵的再阐释来自于他对雷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内涵的改造与置换,其目的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特性。他说:“我斗胆提出改造大小传统概念,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有效地应用到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用历史时间为尺度对‘大’与‘小’传统重新区分,得出与雷氏同名而异实的一对概念,彰显人类学转向意义上的观念突破,可以将无文字时代和有文字时代贯通起来看。”[6]雷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概念是一个有关社会分层的概念,而叶舒宪则“将其各自的内涵颠倒和互换———将有文字记录的文化传承视为小传统,将文字产生之前的文化传承视为大传统。判断大和小的依据为历史的延续程度。”[7]在重新确定了大小传统的内涵之后,又如何进入大传统呢?就是借助考古出土实物及图像的研究和重构来进入中国大传统。再次,建立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观。它包括:一是对中国文化多源构成的分析以及对“少数民族文学”价值与地位的再重估;二是通过探讨多民族文学史观问题,提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史观念构架。

具体来看,叶舒宪提出了中国文化及文学的两条传播路径———红山文化———河西走廊和氐羌———藏彝走廊及其发生源流。据此重构了从熊图腾神话到鲧禹启的文学叙事、《山海经》昆仑玉神话叙事到《红楼梦》玉叙事,从《穆天子传》到《西游记》的“西游”范式等。三是提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观,它包括活态文学/固态文学、口传文学/书写文学、多民族文学/单一民族文学等范畴。这种新文学观蕴含着对西方中心论、中原中心论、汉族中心论、文本中心论的批判性反思。综合上面的分析可看出,“四重证据法”是探究中国历史、文化及文学的基础,大小传统的再阐释与重新划分是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及文学源流的认识前提,建立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观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而贯穿其中的就是神话思想、神话观念和神话思维。叶舒宪提出的“N级编码理论”就置于上述思想逻辑发展之中,它综合并提炼了上述思想,使上述思想凭藉着“N级编码程序”拥有了历史时序的发生形态。参照叶舒宪关于“N级编码理论”及“N级编码程序”的论述[8],我们可用表1来表述他的大小传统内涵及“N级编码理论”:在分析了叶舒宪提出的“N级编码理论”的思想语境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N级编码理论”的思想内涵、理论要义是什么?这里,我们拟将叶舒宪的“N级编码理论”与诺斯诺普?弗莱的神话“置换变形”理论、后现代“互文性”理论以及类型学思想做简要的比较来进行揭示。不过,在认识到两人观念上的差异时,两人的相通点也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两人的思想都关涉到文化史或文学史的流变问题。二是两人在论及文化史或文学史流变问题时,都采取了相同的认知框架,即在口传文化/书写文化的二元思维框架里来探究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历史流变问题。沃尔特?翁曾经指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缺憾就是缺乏口传文化与书面文化的两极性反差意识以及对这两种文化的思想和表达特征的分析。从叶舒宪提出的“N级编码理论”与诺斯诺普?弗莱的神话“置换变形”的理论来看,都显示出了在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的两极性反差意识中探讨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问题。第三,在两人对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演化的历史时序的描述里,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神话编码传统(神话思想———神话思维———神话意象)———尽管两人对“神话”的解释有较大的差异。对于叶舒宪来讲,就是“大传统对于小传统来说,是孕育、催生与被孕育、被催生的关系,或者说是原生与派生的关系。

对于诺斯诺普?弗莱来说,神话是文化的主要传递力量。作为一种想象力模式或抽象的故事模式,它为“作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十分古老的框架,使作家得以穷竭心计地去巧妙编织其中的图案。”[11](P124)另外,诺斯诺普?弗莱还说道,我们在文学的一个极端方向上看到了纯粹的传统。我们在文学的另一个极端方向上又看到了纯粹的变异性。不过,诺斯诺普?弗莱还指出,在后一情况中存在着一种故意标新立异的意图,它反映了将原型遮掩起来或晦涩化的做法。①还有就是叶舒宪的“N级编码理论”和诺斯诺普?弗莱的神话“置换变形”理论都体现了文化寻根与文明反思的价值指向。由此来看,叶舒宪的“N级编码理论”与诺斯诺普?弗莱的神话“置换变形”理论有着一些理论内涵上的相通之处。当然,这种相通之处主要偏向于传统的延续性一面。对于弗莱来讲,这种延续性是建立在对西方思维形态和写作模式的归纳上的,对于叶舒宪来讲,这种延续性应当是建立在张光直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判断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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