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恐惧作为政治的逻辑

再强大的个体,也无法与最弱小者所联合的集体进行对抗。因此,在身心能力上,人类个体之间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平衡性。由此进一步可以推出,在相等的时间和行业里,人们能够获得大致相等的分量或者劳动成果。“我还发现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因为慎虑就是一种经验,相等的时间就可以使人们在同样从事的事物中获得相等的分量。”[4](P93)人们的劳动效率也是比较一致的。从这种身心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会产生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4](P93)人们拥有平等的希望和权利,拥有均等的机会。然而,问题在于: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无限的欲望。尤其是在人口大量增长的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尤为突出。而关于人类欲望的自然主义的阐释,最巧妙的表达是———人渴望权力,本能地且无休止地渴望越来越大的权力;这是一个没有极限的欲望。权欲一泻喷涌,而并不是由无数的孤立感性知觉,唤起无数的孤立欲望,最后总和累积而形成的。[2](P11)欲望一生发,就不再是单子,而是欲望群体和网络,没有止境,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以至于无法估量“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4](P72)得陇望蜀,得蜀望月。霍布斯的政制理论设计,已经将这个因素纳入到其考虑的范围之内:“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4](P93)而一旦无法实现某种资源的共享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恶化,甚至会成为仇敌。因为霍布斯理论中的自然人,并不像古典时代的自然人那样拥有崇高的德性,而且德性也不再是其追求的目标,他们更愿意追求个人的快乐、幸福和利益,而非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于是,幸福就成为最大的善,但却不存在至高无上的善;若享有了最大的善,人的心灵就可以进入和谐宁静的佳境。[5](11章,15节)与此同时,死亡被看成是首要的邪恶,而且还是“最大的和至高无上的邪恶”。[5](11章,6节)这样的大恶,自然非人所欲求。因而逃避死亡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如何才能消除死亡的恐惧,也就成了首要的生存问题。

在解决如何消除恐惧的问题之前,先得澄清恐惧的根源问题。针对后一问题,霍布斯的思考方案所给出的解释是自然状态与人性本恶的理论设定。霍布斯的假设虽令人悲观,但却揭示出社会状况的现实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战争关系,“这种战争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因为战争不仅存在于战役或战斗行动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以战斗进行争夺的意图普遍被人相信的一段时期之中”。[4](P95)“战争”的狼烟遍地都是———人与人之间、家庭之间、共同体之间以及共同体内部,任何方式的“对抗性”与“排斥性”都是战争的状态。人与人的关系就近似于狼与狼的关系,这意味着人是自私自利、残暴好斗的,时刻都面临着被侵害、被谋杀的危险,因而人们普遍处在相互猜忌和恐惧的情绪之中。然而,最糟糕的就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4](P95)然而,这种恐惧却又有一定的必要性,正因为人们对暴力死亡深怀恐惧,才会想方设法去避免。“在所有的激情中,最不易于使人犯罪的是畏惧。……畏惧便是唯一能使人守法的激情。”[4](P232)畏惧能够使人退缩、止步,而不去作恶、犯罪,“这是因为,语词的约束过于软弱无力,如果没有对某种强制力量的畏惧心理存在时,就不足以束缚人们的野心、贪欲、愤怒和其他激情。”[4](P104)这也使得霍布斯在个人立场上更愿意倾向于恐惧对人的遏制作用,尽管遏制会产生负面的东西。“有些人主张,心灵最初的活动就是罪恶,只是由于畏惧才受到了遏制;想到上述一点时,就让我认为这种人对自己和对人都未免太过分了。但我也坦白地承认,这一问题与其失之不及,不如失之过分。”[4](P226)宁可过之,也不愿不及,因为这样能够减少死亡的几率。这是恐惧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即促使人们谨慎行事,遵纪守法以保全自身;而其另一个后果,就是导致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因而,恐惧成为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