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街道的美学与政治学

导演黄佐临在谈到电影主题时曾这样说道,“经过十多次瞄准和射击”,最后选定了“冲锋压倒香风”作为全剧的主题思想:“我们感到象‘保卫大上海’、‘保卫游园会’、‘站马路’、‘争夺上海阵地’等等,都太小,太实,太具体,太片面,但是这是很必然的过程,因为我们初读剧本,必定经过一个感性的认识阶段,只看到剧本中的情节、事件。”因此,作品本身也极为贴切地契合了抵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拒绝腐蚀,防止和平演变的时代主题。为了成功表达革命的意识形态主题,《霓虹灯下的哨兵》竭力营造了旧上海的消费城市景观,“全剧用一个衬景,全部是高楼大厦,好像在外滩,又像在日升楼一带。”电影版《霓虹灯下的哨兵》对城市场景有丰富的表现。影片在实地拍摄过程中刻意地复原了1949年南京路上的街景,“行人的穿着是西装、旗袍,报童叫卖的是美国Life画报,连长背后的橱窗里摆着‘MaxFactor’(蜜斯佛陀)的化妆品,剧院放映的是好莱坞电影,军营窗外是嘁喳作响的爵士乐,临街房间里飘出来的是忧郁的钢琴奏鸣曲,头顶的霓虹灯是‘派克’金笔广告,小商店摆着花花绿绿的糖果,就连街头的公共汽车上也画着‘无敌牙膏’和‘美丽牌’香烟的招贴,闪烁的霓虹灯在电影中更是被反复给以特写的处理。”这些消费符号和电影场景中出现的《出水芙蓉》广告、爵士乐一起,共同构成了旧上海的资产阶级色彩。而且就电影和话剧而言,街道中所呈现的城市物质生产和消费的高度发达,也直观地象征着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在此,作品中“革命剧《白毛女》”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之间的争斗,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面对资产阶级消费城市的诱惑,处于文化匮乏状态的无产阶级终究难以抵挡。这种致命的吸引构成了“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城市的焦虑所在。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进城”的无产阶级政权,不断面临一种文化抗争的命运。然而“游园会”与爵士乐,《白毛女》与《出水芙蓉》之间的争斗,背后蕴含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宏大主题。面对敌特分子的叫嚣,“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无产阶级战士必须“站马路,站岗放哨,守卫大上海”。在此之中,除了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诱惑之外,还必须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空间和产品。在这个意义上,灯红酒绿的南京路便成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前线,而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较之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更为严峻。就这样,“街道的行走”连同街道的美学与政治学一道具有了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南京路这个颇具旧上海消费社会特色的资产阶级美学空间,成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的对象。在此争夺之中,城市街道便颇有几分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的生产”的意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围绕空间进行的政治斗争是社会问题的核心。对于新兴的无产阶级来说,要打破既有的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对城市空间的垄断,不仅要拒斥旧的空间生产方式对人的控制,更要创造出新的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反映到《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不仅要突出“拒腐蚀”,抵制资产阶级“香风”的思想主题,还要创造出诸如“群众秧歌”和“游园会”等街道文化活动,来对抗好莱坞电影和爵士乐。于是,在歌剧《白毛女》对抗美国电影《出水芙蓉》的背后,街道的美学和政治学意味被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同样是面对街道橱窗,在电影的开始,排长陈喜为陈列于其中的一双“花袜子”所诱惑,然而通过教育,他又重拾了革命警惕性对街道的美学与政治学论述,绷紧了阶级斗争的神经。而同样是街道的霓虹灯,当群众欢送志愿军出发时,它适时地闪烁出“毛主席万岁”的政治标语,证明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堕落象征”的物质现代性标志,完全服务于新的革命现代性的精神需要了。尽管在这种“虚张的正义”背后,有关“洗脑筋”和政治宣传的指责不绝于耳,但它毕竟是无产阶级对城市文化领导权艰难争夺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