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成型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物学家史密斯(J.Smith)将经典博弈论应用于生物演化建模并提出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ESS)的概念,演化博弈论得以形成并快速发展。在演化博弈论的影响下,演化博弈论对均衡策略的产生、变化与收敛给出了进化论式的解释,赋予其模仿、学习、突变等新的来源,从而使博弈论分析框架更加灵活、全面,理论解释力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政治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博弈分析框架进行修正和完善并将其更加紧密地与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譬如,着名政治学者阿克谢罗德(R.Axelrod)较早将演化博弈论引入社会科学研究,就囚徒困境模型中的局中人如何走出困境、实现合作展开深入研究〔25〕,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探索为博弈分析范式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奥斯特罗姆等人以博弈分析范式为核心组件提出的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AnalysisandDevelopment,IAD)框架重视现实世界中人们的学习能力,认为制度选择行为可分为宪法规则、集体规则和操作性规则三个不同层级,人们能够修改上一层级的博弈规则以发展出新的策略集合进而实现制度变迁,从而突破了博弈规则和策略集合外生给定的传统观念,更好地解释了人类的制度选择行为与制度变迁过程〔26〕;贝茨(R.Bates)等人另辟蹊径地将历史叙事与博弈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历史过程在策略选择与均衡精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埃尔斯特、罗默(J.Roemer)等人发展了博弈分析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应用于剥削、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论议题的批判性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注入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提升了它的理论品格,也丰富了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论多样性。在这些代表人物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加入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阵营;不同的分析路线逐渐形成并从不同的方向上对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加以拓展;各分析路线之间进行频繁的学术交流,相互借鉴对方的学术观点和研究结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