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国党报体制也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改革创新。在“企业化管理”探索期,党报体制改革主要是内生型的,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报社内部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和缓解报社自身经济压力。而在这一时期,党报体制创新的外生力量明显增强,以“集团化”为主要特征的党报体制创新显示出上下结合、内外互动、共同推进的特点。

从“集团化”改革时期我国传媒的发展来看,我国党报体制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创新。

首先,在领导体制方面,以往党委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党报的发展。随着党报经营业务的不断扩大,党报经营管理的战略地位日趋凸显,但传统的党报领导体制只重采编,不重经营,制约着报业的发展。如《广州日报》在成立集团以前,采编线和行政线就几乎占了所有中层处级部门,而经营管理线尽管收支几个亿,创造了骄人的经济业绩,却只有一个经理部门。报业集团化后,改组治理结构,党报的领导体制改革为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下设总编辑和总经理,总编辑负责采编、宣传,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形成“三驾马车”体制结构,大力提升了经营部门在报社的地位。

其次,在经营机制方面,主业不断扩张,尝试多种经 营,创新广告经营。在这一时期,随着报业集团的发展,党报不断扩大经营范围,推行外延式经营,扩大主业。以前,一些党报主要还只是局限在出版周末版,后来不满足于这种周期性的扩容,开始纷纷扩版。在扩版的同时,也开始掀起一股党报办子报子刊的热潮。党报子报子刊的发展促使党报经营机制不断创新。一些党报成立了印务、信息咨询等相关

实体公司,甚至涉足旅游、地产等行业经营,尝试多种业外经营。不管报业经营如何发展,广告收入始终是报纸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报社一贯重视广告经营机制的不断创新。1993年,《广州日报》在国内报业率先推行广告公司代理制。第二年,其广告收入就首次跃居全国报纸广告收入第一位。

第三,在人事管理机制方面,开始尝试“增量改革,存量盘活”的改革创新。一方面,为降低改革成本和阻力,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改革传统人事制度,对原来在编在岗的老员工采取传统的人事管理办法,而对新进的员工采取不同形式的聘任制。另一方面,通过岗位管理、人员培训、绩效考核、薪酬分配与激励等人力资源管理环节,统筹规划,盘活现有人力资源,提高人事管理效率,逐步稳健推进人事制度的纵深改革。

此外,党报在集团财务管理、采编流程再造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创新。

总的来说,“集团化”改革时期的党报体制创新在许多方面进行了突破,这一方面来自于党报集团内部的改革动力,另一重要的方面是来自报业集团外部的、党和国家政府的政策驱动,有的报业集团甚至就是行政手段催生的结果,但这样催生的只是“形似神不是”的所谓集团。目前,我国组建的传媒集团除了牡丹江新闻集团等极个别是产业性集团外,大部分是事业性集团。对党报而言,党报改革还有许多深层次的内容尚未触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