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哲学的研究现状

从弗洛里迪首次提出信息哲学概念,就受到更多学者的注意,到目前,国外的研究热潮方兴未艾,学者们来自不同的学术领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信息哲学这一突破了传统制度化哲学的全新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结出了累累硕果。国内的信息哲学研究,从目前的学术成果来看,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国际哲学界信息哲学研究的动态。从发表的时间(杂志或期刊的收稿日期)先后,国内最先翻译弗洛里迪信息哲学思想并引入国内哲学界的是刘钢,国内第一位将信息哲学与图书情报学相联系的学者是张福学,他指出:“图书情报学应用了信息哲学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方法去解决特定的实践性问题和现象”[11]。黄小寒认为,信息科学已经把全人类带入了一个新时代,有哲学已经从信息本质的探讨发展到对虚拟哲学的思考,关于信息问题的哲学研究也被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她认为,当前的信息哲学是对信息科学中反射出的哲学问题的反思[12]。这与弗洛里迪所倡导的信息哲学也提供了一种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哲学反馈,有内涵上的契合。刘钢认为我国关于信息哲学的研究工作始于1994年由刘吉主持、金吾伦参与并承担主要任务的《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影响》课题,但研究其结题成果,事实上并未对信息作出新生的、深层次的,甚至是挑战性的突破,即关于信息的哲学创新问题,更多探讨的是我国的信息化建设,直到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才设立《信息哲学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此时才掀开了信息哲学研究的序幕。2004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大会,明确提出信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新范式[13]。康兰波认为哲学界现阶段存在两种信息哲学研究范式,一是弗洛里迪提出的信息哲学研究范式,带有很强烈的分析哲学意蕴和后现代主义气息;另一个是邬焜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信息哲学,它是信息科学化的时代全新综合哲学的一种具体形式[14]。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内学者邬焜[15]经过近30年持续不断的拓展和深化研究,他所提出并建立的信息哲学体系日臻全面和完善,已发表100余篇与信息哲学领域相关的学术论文。他坚持认为:“信息哲学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首先由中国学者提出并系统建立,弗洛里迪先生在20世纪末2002年所作的相关研究并不具有建立新学科的首创性意义和价值,并且尚未达到已有相关研究的层次哲学范式的历史进程和高度”,他认为,弗洛里迪的信息哲学纲领是“随意拼凑的,不具有一般抽象性”。他指出,信息哲学是“对传统哲学所具有的全方位、根本性改造和全新突破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与弗洛里迪的研究纲领有相融之处。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2010年,霍有光[16]在其发表的《对邬焜的先生“信息哲学”的再批评》一文中认为邬焜在推理论证中离开“客观不实在信息”范畴的原意,所构建出的“自然演化的全息境界”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同年,邬焜以“与信息哲学相关的几个问题的讨论”为题对质疑进行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