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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台湾民主的陷阱

201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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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颠倒的民主

从学理上说,国家认同是民主政治的前提而非对象。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公认为一种普世价值,但民主仍然属于国内政治范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民族国家都要先于民主政体。欧洲中世纪的教权为王权所取代,而有所谓近代民族国家,而后发展出民主政治。民主不是什么神圣的灵丹妙药,而是世俗的交易机制,但是这个交易机制有一个最底限的平台,那就是最基本的国家认同,否则游戏无从玩起。

国际社会的现实,迄今无所谓民主。顺便说一句,如果世界各国包括美国都将税收和军队交由联合国管理,而联合国事务由全球一人一票决定,对此,作为人口第一大国,我想中国可以乐观其成。又假设中国单方面宣布一场大选,产生“中华—美利坚”的总统,纵使美国人不投票,中国人也足以掌握“多数”,但是这样一位“多数总统”,对于美国人拥有正当性吗?这就印证了,民主的范围要先于程序。

2004年台湾大选,陈水扁蓄意将这样一场领导人物及其公共政策的选择,混淆为国家认同的选择。民主的前提成为民主的对象,这样的民主是颠倒的。他所推动的“公投制宪”,又试图废除目前仍然在台湾地区适用的1946年中国宪法。作为中国拥有台湾主权的政治象征和法律依据,这部宪法是当年两岸全体中国人民意志的体现,这样的正当性,区区台湾一隅之地的民意,又如何足以相抗衡。如果民主的程序罔顾民主的范围,这样的民主是无效的。二、“认同”,还是“仇恨”

本来,按照仍然施行于台、澎、金、马地区的“中华民国宪法”,国家认同并非问题。国家认同就是中国,只不过共产党1949年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国民党的传统立场,如连战所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当年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的结果,与目前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素有历史渊源,这个政治图腾曾经对于国民党更为有利。时运不济的是,继国共内战失利后,国民党所坚持的“中华民国”对外国际空间日渐萎缩,对内又背负着二二八事件以及长期威权统治的道义重累,在内外夹击之下,几乎快要变成一项负资产。但是,台湾仍然有不少民众对于“中华民国”怀有深厚感情,现阶段维持“中华民国”对于台海稳定更具有重要意义。

毕竟对陈水扁而言,你选的哪门子“总统”?难道还不是“中华民国”“总统”吗?他这时候不敢直接否定“中华民国”,但是不断暗示其为“外来政权”,与之相对应地,喊出了“延续本土政权”的口号,精心炮制了所谓的“本土认同”。究竟认同什么?据说是“认同这块土地”。土地又不会说话,究竟谁能代表这块土地?谁认同谁?原来是根据先来后到,似乎外省人、甚至客家人才有认同问题,占人口多数的“台湾人”(实为闽南裔)就没有认同问题,当然地代表台湾,前两者要认同于后者,照此逻辑,恐怕只有原住民才有资格选“总统”,偏偏原住民领袖对这样的“本土认同”嗤之以鼻。这种“认同政治”只有希特勒的“纳粹政治”可以遥相呼应。

于是“爱台湾”的专利也被狭隘定义的“台湾人”所垄断。民进党自命为“台湾人政党”,其所要求民众的“爱台湾”,就是无条件、无原则地支持自己这个党及其候选人。陈水扁这次选战的主轴,更完全以所谓“爱台湾“和“卖台湾”划线。然而,一朝大权在握、沐猴而冠、鸡犬升天的民进党新贵们,祸台湾日深矣。

台湾历史上的汉人、原住民冲突,漳泉、闽客械斗,乃至战后本外省人之间的相互歧视与不互信,经过几十年的交流与通婚,族群原本不再是个问题。但是经过政治人物的刻意运作、媒体认识的随声附和,这种“想象的冲突”再次使社会受到重创。陈水扁之险胜,关键正在于“福佬意识”在中南部的发酵,选前两声枪响更是催化剂。陈水扁欲盖弥彰地说,“台湾没有族群问题,只有国家认同问题”。实则是,他人为分化国家认同,主动挑衅两岸关系,并以此挑拨省籍、族群,不惜在人群中制造敌我,作为选举动员的工具,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选后曾经有学生质问陈水扁:“为什么要常常说人家不爱台湾?不能说投1号就是爱台湾,投2号就是“中国人”,这不是“认同”,而是“仇恨””。陈水扁装模作样地回答,他与民进党都应“率先检讨”自己是否“做得不够”引起“误会”。这却让很多台湾人士听来心惊肉跳,难道他还做得“不够”吗?三、利用民主推动台独,还是利用台独或所谓台湾意识玩弄民主

笔者忧心之台湾问题,倒不在于“台独”。“台独”是国共内战、两岸分裂所孕育的怪胎,更是威权专制、强奸民意所造就的孽种。如我多年前研究指出的,究其实质,“台独”本来是个伪问题,虽然有些弄假成真的可能。纵使其变身为“台湾共和国”,对内不会比“中华民国”赢得更多的安全稳定,对外更不会比“中华民国”拥有更多的国际空间。所以,“台湾独立”和当年的“反攻大陆”一样都是自欺欺人之谈。大陆就算不去兴兵讨伐,而置之不理,“台独”自拉自唱,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样来,却只会导致台湾的日趋边缘化,本钱越来越小。陈水扁的问题,与其说是共产党所指责的“利用民主推动台独”——他没那么有理想,倒不如说是利用台独或所谓的“台湾意识”玩弄民主。“台湾意识”,冠以台湾之名,说白了是“福佬意识”(闽南意识)。被恶意挑拨的族群对立,让我们感到阶级斗争的幽灵再现,至于所谓“去中国化”种种,简直与“文化大革命”的思维如出一辙。民进党越来越像当年的共产党,只不过一个玩“票”,一个玩“枪”,相信土改、反右之时共产党也都掌握形式上的“多数”。而今天的共产党反倒越来越像当年的国民党,日益远离意识形态的颠倒梦想,在威权政治之下大力推行技术官僚治国,专注于务实的经济建设。至于现在的国民党,怎么看也不像个在野党,则在试图学习当年的民进党,从反对运动干起。台湾民主化的老前辈、民进党的前主席许信良成为国民党的街头支持者,而台湾腐败化的老前辈、国民党前主席李登辉成为民进党的幕后操盘手。这一切真是历史的绝妙讽刺。

民进党一贯指责国民党的黑金问题,曾经自诩为“清流”,却去拥抱国民党最大的黑金源泉李登辉,而国民党的黑金问题正是在李登辉执政时期积重难返的。笔者的台湾朋友更指出,“偷吃还要会插嘴”,民进党不仅腐化之快超乎想象,而且“吃相太难看”,不择手段,无所顾忌。究其真爱为何,究竟是台湾,还是台币?由此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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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导致腐化”,英国史学家艾克顿爵士( lord acton) 所提出的这一定律对于民进党当然是适用的。类似地还有,美国1960年代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sen. william j. fulbright) 的名言:“权力的傲慢”(the arrogance of power)。有所不同的是,在台湾,权力新贵的傲慢更充斥着岛民心态的偏狭,小人得志状的政治暴发户比比皆是。但民进党的沉沦却不是上述常理可以完全解释的。对于权力应有的制约,民主缘何失效?法治为何不彰?更令生疑的是,相当部分的选民居然能够一再加以漠视或容忍。这恰恰说明陈水扁政权虽然经过了形式上的选举程序,其权力的真正来源并非民主,而在实质上莫如说是一种民粹政权,不仅僭越民主,而且漠视法治;既构成中国统一障碍,更败坏台湾民主前途。

笔者所认识的台湾人士特别是“本省籍”朋友,就单个人来看,大都淳朴善良,勤勉礼让,敏感自尊而又软弱轻信,往往囿于“历史悲情”,容易坐井观天,被民粹政客所利用。他们时常忧心于“台湾走不出去”。现在看来,“走不出去”的重要原因,恰恰也在于走不出自己。台湾中南部的下层社会,更是一味挺扁,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仅仅因为这是一位“台湾人总统”,“台湾人”就必须原谅他的一切,一边抱怨陈水扁一边投票给他的人也不在少数。陈水扁与李登辉一样都没胆量宣布独立,却有手段操弄族群,煽动民粹。民粹是民主的一种异化和反动。“台湾人”、“爱台湾”更是彻头彻尾的民粹符咒,将反对者的一切主张妖魔化,将自己的一切行为正当化,于是他们的腐化无能成为枝节问题,被忽略不计。这才是台湾最深刻的危机所在,也日益引起岛内外有识之士的忧虑。四、从宪政危机到人权危机

台湾2004年大选刚刚落幕,“选举无效”之争方兴未艾,高潮迭起。选前一天的枪击案仍然疑云重重,而借机启动所谓国安机制,肆意剥夺军宪警投票权的司马昭之心却是路人皆知,又夜以继日地、有组织地在中南部造谣诬指连宋,也明显以不正当的方式影响选情。至于在大选的同时违法绑架其所谓公投,作为选战工具,更是一路引起争议不断。

纵使陈水扁获得一半选民的支持,却不足以成为另外一半选民的“总统”。扁伪政权,呼之欲出。来自台湾的观察表明,反对者所感受到的,非但是败选之苦,而有如亡国之痛。台湾尚未独立,已经先行分裂。选民敌对和社会纷争正是由陈水扁一手造成的。所谓“选举无效”当从这样一个政治高度加以审视,而不仅仅诉诸于法律程序求解。认同问题而非民主问题,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并不适用,何况他并不见得果真取得了多数,更何况他严重涉嫌以明显不公正的方式才取得极其微弱的多数。

四年前群众围困国民党中央党部,只是追究李登辉的败选责任,并不质疑选举结果本身。而今天街头抗议群众呼吁验票、验伤,当局仍然一拖再拖。果真实现验票、验伤,也不足以澄清陈水扁政权的正当性。当前重要的已经不是纠缠于法律程序的细节,而须正视这是一场空前严峻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远非可以推诿于马英九的台北市政范畴,而是肇因于陈水扁本人的整体宪政危机,解铃还须系铃人。

如果眼睛只盯着双方得票率0.228个百分点的些微差距,请不要忘了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在位时居然可以统计出将近100%的支持率,而希特勒更是借助于所谓民主选举上台而大行专制的。萨达姆对全世界说“no”只不过是要维持其在国内的统治,而陈水扁有样学样地“对中国说no”,同样是混淆视线。萨达姆已经垮台,陈水扁也深陷于正当性危机之中。顺便说一句,如果枪击事件发生在连战身上,甚至发生在民进党立法委员沈富雄身上,都不会引起如此之多的质疑。这恰恰说明,由于为人所熟知的“扁、变、骗”的政治个性,陈水扁的诚信早已破产,他的正当性原本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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