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如下文

邓小平是当代世界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对于国际形势的重要变化，始终洞若观火，应付自如，善于从战略高度和理论高度把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丰富、深刻的外交战略理论和思想。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外交政策和原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财富。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依据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我们党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总体认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把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的基本特征，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就夸大了战争的危险性，高估了世界革命形势。根据这种时代观，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准备打仗，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当时，我国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采取加强战备的若干举措，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我们过分夸大战争危险性。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6-127页。)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针政策，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恶化了我国的国际环境，甚至干扰影响了我国发展战略方向的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邓小平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对20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作了通盘审视，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出版，第127页。)的科学论断，从而形成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崭新的时代观。邓小平从80年代以来，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命题曾经集中作出多次的精辟论述，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作了科学的高度的概括。早在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就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6页。)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强调了他的主题思想：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96页。)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进一步阐述了和平与发展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国际形势发生了二战以来最激烈、最复杂和最深刻的变化，世界处于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动荡时期，中国亟需对世界局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的剧变背景下，邓小平的判断并未过时，因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83页。)这一思想既总结了此前国际局势演变的状况，又预测了此后国际局势进一步发展的态势。深刻揭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预见性地指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的上述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对时代主题认识有了很大的突破，它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树立了“和平与发展”这个崭新的时代观，是对国际局势作了具体、深入的观察分析之后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

上文即是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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