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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0年12月24日在北京成立的全国性的中国政治学会,是中国政治学研究得到恢复的重要标志。20年过去了,中国政治学的补课工作,其中包括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对于西方政治学理论成果的介绍,以及对于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现实问题的研究等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创新,也就没有20年来政治学的发展。如今,人类即将迈进新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所提出的现实要求,都为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展望未来,中国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更需要不断开拓、创新。1995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研究班上也强调: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奥秘所在。同样地,要使我们的政治学研究充满生机和活力,其灵魂和奥秘也在于创新。那么,目前政治学创新,就我们研究者层面来说,究竟面临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创新呢?初步考虑到以下九点:

一、政治学“理论创新”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我所讲的政治学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主要是指在学术上进行理论体系的创新。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之一。“从理论到理论”的方式在目前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中仍然占据一定成份。我们都知道,从对既有理论的深入思考的过程中产生某种灵感是可能的,但真正的理论创新则需遵循“现有理论—政治现实—理论创新”的研究过程。科学的实证研究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政治学研究应当在对系统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认识。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具有借鉴意义,如社会学、人类学对田野调查的重视及其技术手段(访谈、问卷、甚至参与生活)对于获取更真实的原始资料提供了比较有效的途径。为了更进一步地获取现实政治生活的“真相”,还应注意档案文献资料与口述资料的差异所提供的重要信息。

二、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往往具有一定广度的适用性,但它却难以脱离其产生的社会生活背景。比如,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深刻反思,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则产生于韦伯对其所生活的德国相对落后状态的深切关怀。我们知道,现代政治学的创立与发展是在美国实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政治学研究秉承欧洲传统(即德国国家学说传统和英、法等国的历史主义方法);此后,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传统研究的挑战逐渐加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注重经验研究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取得迅速发展,出现了系统理论、结构—功能理论、沟通理论和比较政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综合性理论,实现了对传统政治学研究的变革。政治学研究在美国的创新性发展是其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美国国内政治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关注,对于形成具有美国特色的现代政治学具有重要意义。理论的形成需要大脑的深度思考,但它却不可能是凭空思考的产物。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和理论都是思想者对所处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并积极思考的结果。因此,实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解释属于中国自己的问题。为了实现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应当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政治学学者应当积极面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只有抓住了问题所在,才能在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帮助下实现理论上的有价值的创新。

三、要关注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注意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首先是简单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的问题。如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确具有其一定的解释能力,但这种基于欧洲国家与社会发展历史而产生的理论是否能够直接涵盖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现象呢?中国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对这种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及相互作用的学说形成了哪些挑战呢?这需要我们进行认真而审慎的思考。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运用流于形式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涵研究不够。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如何运用,研究不够。最后还有对“问题”意识的关注与深入研究不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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