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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的《九三年》是以1789年到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时代背景的,在概括理解这场革命的时候雨果看到了革命波澜壮阔背后的悲剧,他通过故事主人公戈万在面对生死选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换出被俘虏的侯爵,威严而安静地接受刑罚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倡导一种纯粹人性化的世界,使人性复归于善良、温厚、有道德、富于同情心。
《九三年》中的戈万,刚一出场,作者便对他进行了如下的描述:“戈万三十岁,高大魁梧,眼神像先知一样深沉,笑起来像小孩。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咒发誓。”他像是一个完人的形象,也就如同作品中所说的“先知”,“他爱沉思,善哲理,是位年轻的贤人。他的容貌像阿尔西比阿德,谈吐像苏格拉底。”当然,戈万的这种完美还表现在他在战场上的勇敢而坚强,睿智而从容,在战争中他更是一个成功的指挥官,在与叛军朗特纳克的搏斗中,他几乎一直占据着上风,最后,也是戈万将朗特纳克赶到了图尔格城堡之中。
故事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戈万也许就真的如他的老师西穆尔登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像丹东、圣茹斯特、罗伯斯比尔那样的革命中的年轻巨人了。但一次极偶然的意外改变了一切,叛军首领朗特纳克为了救农妇的三个孩子,放弃了惟一可以成功逃跑的机会。面对着英雄一样的战俘,戈万这个像奥什、马尔索一样的理想青年陷入了深不可测的遐想:“他最坚定的决心、最认真的许诺、最不可改变的决定,这一切都在他意志的深处动摇了。”于是,他用自己换出了被关在牢房中的朗特纳克。
这里戈万的牺牲是为了成全一种更广博的爱——人道主义。他的牺牲并非是为了成全朗特纳克这个单纯的个人(作为共和军的指挥官,他对朗特纳克的告示是:“戈万通知朗特纳克,一旦抓住他将立即枪决。”),而是为了成全朗特纳克舍身救人这一事件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如果是他,他也是会那么做的(救出孩子)。
有些评论认为,选择朗特纳克这个典型来表现戈万的人道主义,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戈万的形象。在我看来,不尽如此。戈万这个人物的矛盾正在于纪律(革命)和人道(良心)的冲突。坚持人道,他必须做出释放朗特纳克的决定;遵守纪律,他必须让自己接受军纪处置。在朗特纳克这一典型的生死抉择上,恰到好处地使戈万成为了维护人道的英雄。
朗特纳克的救人事件是一次偶然,但戈万的救人之举完全是必然的。戈万革命的目的是追求宽大的共和国,主张的是仁慈。文中写道:“他只有手臂,用它打击敌人;他只有心灵,用它宽恕敌人。作为战胜者,他认为自己有权宽容战败者。”按照他所遵循的温和原则,他坚持不对女人作战,不对老人作战,不对孩子作战,不杀死一个倒在地上的人。戈万所坚持的是一种人道的善,所以,当他面对着朗特纳克的舍己救人的大善之举的时候,他无法用断头台的恐怖对待这位曾经的叛军将领,因为在他看来——推翻城堡,是为了解放人性;取缔封建,是为了建立家庭。对于戈万而言,革命的恐怖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人道的和谐才是永恒的真理。在戈万的意识中革命和人道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就如同他曾经说过的那样:“在战斗中我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是他们的兄弟了。”所以,当人道的良心要求和革命的纪律准则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这种极为特殊的境域的出现,使这个人物的本质明显地凸现了出来——他选择了“赦免”——对于他来说人类语言中最美的字眼,赦免了他的敌人。但同时,他也义不容辞地让自己走上了断头台。
当然,放走朗特纳克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会卷土重来,再次威胁革命。作者没有继续写下去,许是因为写不下去了。不过在我看来,对于戈万而言,这已经是结局了,他扞卫了他所坚持的信仰——人道主义,并且像一个圣贤一样死去。
在雨果看来,革命是必要的,残忍、野蛮与血腥都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公社的“决不宽恕”和王公们的“毫不留情”,都是不可避免的。雨果借着戈万的思考和行动表达出他自己的革命理念:革命是为了唤醒人性的良知,革命的暴力和血腥是为了唤醒人们的赤子之心。借着《九三年》雨果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赞成,但同时倡导在革命中仍要坚持人道的精神。作家通过法国大革命中血腥味最浓的1793年表现了社会斗争的难以避免和无限冷酷,也表现了人性的无所不在和伟大的潜在力量,歌颂了戈万为了维护人道的悲壮牺牲。他希望以此警世,他认为只有用人道的力量才能感化社会之恶,消除暴力斗争,才能达到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雨果的这种革命观点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像一个生活在理性年代的感情的信徒。“在对革命的态度上,雨果的态度十分明朗,他站在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了这场震撼欧洲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他用热情、赞扬的笔调描写了革命给巴黎带来的焕然一新的面貌:大街上几乎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共和国万岁”的标语;整个巴黎都“充满了一种民族解放的愉快”。在书中,雨果清楚地写道:“为了清除反革命的‘瘟疫’,必须有革命的风暴。”
雨果正是借助戈万这个革命者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对革命暴力的理解。他认为革命需要暴力——“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治好它”,但同时又指出暴力并非是万能的——这次革命“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为革命不仅仅是要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战胜敌人。这,就需要人道的力量。雨果肯定戈万,却没有宣扬无原则的“仁爱”,戈万之所以改变对朗特纳克的态度,是因为这位叛军将领救下了三个小孩。在戈万看来,朗特纳克“用一件牺牲行为赎回了他种种野蛮行为”,革命如果“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这种慷慨的行为”,那就是革命的“弱点”,共和国的“贬值”。雨果认为善就在恶的旁边,它们相伴而生,任何人只要回到人道的天国,就都属于可爱之列。借着戈万之口,雨果提出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革命必须使用暴力,但革命不等于暴力,革命还有许多工作”,当然,其中就包括人道主义。
依据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法国人雨果,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是追求终极的善”,所以他以无比的热情赞美和歌颂着法国大革命。在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之中,他之所以仍保持着乐观,是因为他始终相信“人的理性可以作为人类最终的依托”,“人类的独特天赋正在于其理性,理性是人类的光荣和骄傲”。他将这份对革命的执着和对至善的追求,赋予了戈万这个人物。于是,戈万这个徘徊者,一方面他参与着不择手段为权利而攫取权利的革命,另一方面他仍追求着至善的人性理想,依靠着“天赋的智慧和德性”在血腥的疯狂中,保持有人道的理想。
参考文献:
[1][法]雨果着,桂裕芳译:《九三年》,译林出版社,1998。
[2]柳鸣九:《雨果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
[3]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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