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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一致性

201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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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身不忘毛主席,富裕不忘邓小平”。这样两句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人民对领袖的爱戴与怀念;道出了两位伟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卓越贡献。他们以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见长,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继承了这一事业,并把它成功地推向前进。探索两位伟人相似的轨迹会对我们深入领悟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有所启迪。

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共识

谈到两位伟人的相似之处,我们首先要谈到的是1927年党的历史转折关头的“八七”会议,邓小平和毛泽东的第一次相会,极其紧张的一天会议,他们俩之间不可能有单独交往,但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对邓小平的革命实践发生了重大影响。邓小平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践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对“城市中心论”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城市中心论”照搬苏联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无民族独立,无产阶级只能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战争,而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强大的敌人占领城市,广大农村是薄弱环节。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占领农村,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巩固的根据地,在这里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明确提出“扩大红军割据,迅速与朱毛会合”,更便于同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以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个别结论和共产国际指示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同样低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作用,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坚持农村中心、抵制城市中心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2年l0月,“左”倾错误领导者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并对赞成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福建代理书记罗明以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进行了错误打击。邓小平也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打成“毛派头子”,从而第一次被“打倒”。这应该说是两位思想家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上的第一次不谋而和。

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国情、阶段性的共识

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在于,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再认识。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着名讲话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国情,”“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在他领导的改革中也是抓住中国的国情,从农村开始,解决丁农民的温饱。而今中国的农民脱贫致富,直奔小康,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特色。恰如毛泽东的观点,中国人口大多数是农民,只有农村完成了自我改造,新中国才能到来。可见,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两代伟人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都是情有独钟。

毛泽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当时的国情,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两者的关系犹如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民丰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改革开放后,在理论界掀起了关于国情问题的大讨论。我们的改革从农村首开先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真的温饱了。正如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一样,我们的党同样调动了最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愈来愈清晰。党的十三大给社会的发展阶段作出了准确的定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像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定性一样,我们真正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但却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贵探索。也就是说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样注重了革命和建设的阶段性研究,克服了“左”倾盲动和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步走”思想和邓小平对初级阶段的定位和“三步走”战略,充分体现了两代领导核心对中国国情的科学把握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阶段性的准确定位。

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性质、前途的共识

中共二大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初步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深刻的,出现过“左”倾教条主义,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和右的“二次革命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阶段。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命题,并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并作了科学的理论说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社会主义处在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发展还不成熟,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和不发达的状态。因此,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认识和邓小平对初级阶段性质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怎样处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阐述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时,又十分强凋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紧密衔接,决不容许也不可能两步之间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性问题,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的大问题。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也同样强调了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我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同社会主义其它发展阶段有着共同的社会主义本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全球震动。西方不少人弹

冠相庆,认为社会主义行将“寿终正寝”,只要他们再加一把劲,中国就是“多米诺骨牌”中的下一个。正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事隔十多年,我们重新看这段历史愈发感觉到这位伟人的超群的洞察力,善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力,同时也体现了两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不移。

综上所述,两代伟人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性质、道路、前途及命运认识的相似性足以说两位伟人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设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足以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主义道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继往开来。毛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与时俱进的开放体系,需在新世纪不断丰富和发展,掌握和运用它,我们就在认识社会、发展中国的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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