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他同时还认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是要通过“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不仅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学内涵,而且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途径做了积极的探索,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民群众是依据自己的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去进行创造历史活动的。割断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与其自身利益的联系,就必然会使人民群众普遍努力的积极性大大丧失。因此,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彻底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根据生产力认识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本来意义上的复归。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干劲。在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革刚刚开始之时,邓小平就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九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新时期,邓小平提出要大胆地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且要善于吸纳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人员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中来,充分体现出邓小平的世界人民观,即世界历史是由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因此,他主张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团结国内外的广大民众,充分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聪明才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不同的是,邓小平不但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内涵——“共同富裕”,而且探索到了一条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邓小平组织全国人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第二次革命”,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进一步的满足,寻找到了确实保证人民根本利益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他同时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但它不等于同步富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毛泽东邓小平的人民观之比较研究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步骤上拉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要让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和个人富裕起来。邓小平最终探索到了一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自身利益的实现达到完全统一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