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

对一向标榜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说需要民主，似乎不好理解。继2001年出现美国安然公司营私舞弊案，公司财务丑闻是西方媒体报道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岁末年初，意大利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帕玛拉特公司财务丑闻成为热点新闻。有媒体警告，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巧取豪夺公司财产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势。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形容他们滥用权力，并不为过;以民主制约权势，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劳动者的私有财产被侵吞

富豪暴富总是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如何认识贫富差距，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对不断扩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们主要关注后者的贫困问题。关于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发达国家政府每天为饲养的牛提供的补贴为2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穷人却有11亿之多，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

在发达国家，人的生存几乎不是问题，但贫富差距远未解决。

从工资分配意义上理解，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以下简称“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差距的合理范围是20-30倍。1970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1000倍。

从财富占有意义上理解，“高管”中饱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东的损失，为自己谋取暴利。同时，通过做假帐，他们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例证俯首即得。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执行总裁韦尔奇在任期间，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和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干私事。阿德尔菲亚电话电报公司的主管里加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挪用了公司高达128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每人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费用由公司支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存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工资分配意义上的“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它们是在私有制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出现的。

大公司高层主管占用公司财产却让人费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对这个原则的通俗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的股东结构出现了大众化趋势，普通劳动者把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退休费等用于未来消费的资金投资到股票市场，公众持股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美国持股家庭只占家庭总数的19%;1999年，这一比例已迅速增长到52%。在这个大背景下，高层主管私自占用公司财产，包括了对劳动者投资于公司的资产的无偿占有。

大公司高层主管所作所为明确无误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本来，拥有巨额私有资产的富豪最主张维护私有制，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侵吞了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于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张私有制的人践踏了私有制。

新矛盾的根源是企业经营的专制性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20世纪90年代，人的贪婪本性没有增加，但谋求贪婪行为的机会增加了。”作为道德，贪婪是公司“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动机，它能够得逞则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了生产的全过程：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并实行多种经营，公司成为多种行为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经营管理具有专制性。垂直一体化经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业由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组成，由专职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负责。每一个职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总经理统领部门经理，中层管理人员协调并监督低一层的管理人员的活动。以权威和指令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处于最下层的是劳动者。一位中国经济学者非常赞许这种企业制度的专制性。他说：“企业的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群体，其偏好相差很大，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他们的分歧会非常没有效率。”在他看来，企业只能搞独裁，万万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资本主义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对“高管”的自私行为，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标榜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机会，使“高管”手中的权利得以滥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于公司向“高管”赠与股权，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传统产业的企业中，“高管”掌握的股权比例平均高达14%。成为企业的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混淆不清。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成本太高，难以起到监督管理者的作用。他们没有理财的能力和经验，于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场的资金，委托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管理，从而无法直接监督公司管理者。投资机构的管理者与公司“高管”勾结，从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监督职能的会计公司和咨询公司放纵舞弊行为。因为所有者缺位，对专制性的大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监管，“高管”更加为所欲为，作为股东的普通劳动者成为挨宰的对象。

经济上的专制需要政治支持。金钱与权力结合，政客与“高管”勾结，确立了“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合法性。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购买企业的成本，加强了“高管”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近年来，美国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逐渐从侧重保护股东利益转向保护“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规定送给“高管”的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权获利得到法律保障。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谋就是现任财长斯诺。他曾担任美国一家铁路公司的“高管”，1997-2001年的薪水共达3740万美元;离职后，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飞机、汽车和乡村俱乐部。1994年，他担任由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美国企业圆桌会议的主席。该组织促使参议院以88票对9票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的法案。一贯维护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诺当上财长，自然要变本加厉地为富豪服务。小布什政府通过优惠富人的减税政策，斯诺功不可没。副总统切尼曾管理过一家能源公司，上台后制定了有利于能源企业的政策;美国海空军司令都曾任职大型军火企业“高管”，于是实行了有倾向性的军火采购政策。在其他发达国家，曾经担任大公司“高管”的人从政，并竭力维护富豪利益的现象，也并不鲜见。

解决矛盾需要企业治理民主化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发达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大企业监管力度。但是，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具有经济基础;制约“高管”手中的权力，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取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在技术进步推动和竞争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阶段，被分解到不同企业。例如，大型汽车企业把零部件包给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自己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整车装配。名牌电子企业把零部件设计和产品加工制造完全包给其他企业，成为“没有工厂的工业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戴尔电脑公司。在服装业和鞋业，世界著名的品牌企业把加工生产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美国耐克公司作为品牌营销商并不制造运动鞋。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作为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组织和管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以垂直一体化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逐步让位于企业之间实行水平一体化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股份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必然要向扁平结构转化。有人对300家美国大公司1986-1999年的变化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构层次减少，“高管”的权力被削弱，对企业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润是每个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各自谋求的目标。但是，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不是利润。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利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赢利为借口的短期行为。

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供应商取得了进入市场的便利;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分散到众多的供应商，不必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避免了市场波动的损失。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的需要，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从而削弱了企业追求短期目标的动力，促使“高管”正视企业长期经营的必要性：

消费者决策对生产的影响力加强。经营者更加注重消费者主权，把吸收消费者反馈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费者信息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投入。

由于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关于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劳动者不但拥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还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经营管理，成为治理的主体。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保护生态环境，企业与它所在地区的利益关系更密切。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对企业的资源配置具有影响力，成为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企业的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其他的相关企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纳。利益相关者，即民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无疑是经济活动民主化的进步;对制约“高管”的独裁和金钱政治，缩小由“高管侵吞公众财产造成的贫富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处于转折期，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从垂直一体化企业转向水平一体化网络，公司治理方式从专制走向民主，不会一帆风顺。发达国家大公司的财务丑闻就是旧势力顽强挣扎的体现。一些学者也在为他们辩护。前面提及的经济学者就说，让经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结果将导致他对任何人都不负责。这段话说明，坚持陈旧生产组织方式仍大有人在，新旧势力的较量不会轻易结束。主张私有制的人在实践中践踏私有制，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陷入困境。要摆脱困境，就要实行经济民主。在标榜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经济民主并非易事。如果说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行的出路已经摆在任命面前：发展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全球生产网络，实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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