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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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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13

资本主义全球化挟科技革命和廉价商品的威力,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到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已基本形成,资本主义全球化告一段落。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形成的时期,也正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发生深刻危机之时。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和掠夺性,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这一根本矛盾,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通过不断的全球殖民化,把前资本主义国家融入全球市场来缓和这一矛盾,这也是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殖民体系得以建立的体系性原因。却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到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初具规模的时候,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这些矛盾也到了非用战争手段不能解决的地步。纳粹的法西斯体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矛盾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矛盾不断激化情况下的一种畸形变体。也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列宁才提出了“帝国主义也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论断。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基本矛盾不断激化的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战争。旧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也就是旧的全球化模式终于不能维持下去了。

资本的掠夺性对于旧全球化模式灭亡起到了重大作用,也是旧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灭亡的真正动力。由于资本的掠夺性,与资本的权力相联系的不平等

已经扩展到了全球各个角落——阶级、国家、种族、性别,这些都成了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源泉。特别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和民族主义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抗,造成了旧式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矛盾的不断激化,使得旧式全球化避免不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反全球化运动也是旧式资本全球化的掘墓人。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也可看作一种反资本全球扩张的反全球化运动。因为“社会主义传统代表着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相互依附、社会上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剥削”。特别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但试图以计划经济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试图通过隔离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建立独立的与资本主义平行的世界市场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是一种真正的、彻底的反全球化运动。在旧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灭亡,新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产生的过程中,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一直被看作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大敌。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半真半假的反全球化,是早期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弱势民族,为了避免殖民主义国家在贪婪成性的资本驱动下,在全球扩张过程中对其民族利益和民族特性的暴力侵蚀,而产生的一种本能抵制。但另一方面,本国的新生资本却在不断想方设法在本国甚至全球拓展势力,从西方借用来的民族主义只小过是用来掩护民族资本拓展的最好借口而已。因此,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真正彻底的反全球化,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力量之一,而在于其顽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完全隔绝的计划经济。

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面临的第一次真正挑战。社会主义作为新生力量和一种新的全球替代模式在诞生初期就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在1928-1940年期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5%。在工农业总产值中,1940年工业的比重从1913年的42%提高到86%,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1913年的35%提高到61%。1940年,苏联工业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到10%,超过英德法日等国,居世界第二位,从“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变成了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正是因此,资本主义才会对它怀有深入骨髓的仇恨——不但在二战前不断对苏联实施封锁,并不断试图把纳粹的祸水引向苏联,还在二战刚结束就拉下了对社会主义封锁的“铁幕”,但仍然阻止不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扩展。社会主义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由苏联一国拓展到了十多个国家。

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体系蕴藏的第二次危机

垂死的资本主义并代表着等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挑战下,不断汲取着社会主义的长处。有人说罗斯福的“新政”拯救了美国资本主义,凯恩斯模式拯救了世界资本主义。实际上这些不过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模式的结果。而且,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使得旧的殖民主义的资本统制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资本主义依靠殖民化在全球拓展势力的努力也不得不做出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在国内推行普选权和福利国家制度,通过凯恩斯主义,以及在国际上推行新殖民主义实现了脱胎换骨。1950~1970年代,多数资本主义大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4%,失业率一直维持在6%以下。更重要的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更达一半以上,美国甚至达到了70%,显示出经济增长的高质量。而与此同时,苏联模式下社会主义的弊端却逐渐显现,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发展逐渐走入了死胡同。东德柏林墙的竖起,既是东西方隔绝的表现,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东西方竞争中走向失败的表现。

借助于生产关系一定程度的变革,借助于资本竞争性对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新资本全球化得以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新的全球化的载体——跨国公司似乎也成了另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到1990年代初,世界上主要的跨国公司90%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更重要的是这些跨国公司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78年中国放弃“文化大革命”式的社会主义可能还不至于使资本主义大国感到多大的喜悦,但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却让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高兴地欢呼“历史的终结”。因为这意味着曾经是资本主义国家心腹大患的左派社会主义,包括斯大林和“文化大革命”式的社会主义在新生的资本主义模式面前彻底失败。

其他各式反全球化,不管是小国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和全球化如火如荼形式下的无力抵抗,还是被称为“无赖国家”、“邪恶国家”的与世隔绝,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愤世嫉俗的“恐怖主义”,都已被西方主导的主流国际意识所边缘化。剩下的主流只是西方左、中、右翼共同参与的大杂烩式的西方的反全球化,还是一种“小骂大帮忙”式的、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如中国学者所说:“在西方,反全球化或对全球化心存疑虑的人,无论在表面上说什么,潜意识里都是为了维护西方人优越的生活条件。”

新的全球化仍然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为其主要内容,尽管其载体由旧殖民主义者的枪炮变成了新殖民主义者的跨国公司。为了西方政治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普及以及经济利益的维护,资本主义大国利用其政治、经济的强势,打着自由市场自然拓展的旗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一切可能的剥削机会。实际上,现在的全球化不过是“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那种既是国际的,也是跨国的原始使命,把疆界和国家、传统和民族统统踩在脚下,迫使一切都服从唯一的价值规律”。可以看到,在自由贸易神话之下,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所谓的公平贸易、战略贸易,反映的是西方国家市场的相对封闭性;主权弱化的谎言和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等华丽词藻掩盖的是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颐指气使和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践踏。

当代全球化尽管实现了对旧全球化模式的超越,但由于当代全球化依然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疯狂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可避免的给人类带来种种危害。关于西方主导的新全球化模式弊端的描述,如同全球化的描述一样浩若烟海。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的“公司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不公正的加剧,国家道德的沦丧,环境的恶化,以及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泛滥等。总的来说,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创造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但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能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被剥夺者和被掠夺者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接受市场乌托邦主义者对无国界的新全球化的憧憬。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之间、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的矛盾将贯穿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始终,无论在体系结构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的反全球化运动仍会有新的高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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