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史家至今称法国为“启蒙运动”，不以类似概念称英伦与北国，也是无意，无意中留下的间隙，却比有意刻画更能透露历史消息。英国革命前，苏格兰壁炉边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不能称“运动”，至多称“活动”;而美国则几乎记录不到革命前有纯粹观念活动，迹近于无。法国不仅“有”，而且有“深度”，把政治改革延伸入人性改造，时间长，受众多，大规模文学化，确实应该称之为“运动”。就启蒙及其文人性格而言，美国“无”，英国“有”前一半，无后一半，法国则是二者兼备，“大而化之”。这三个数量级，是对比三个民族革命成败的诸多关键之一，可惜后人着墨不多。将革命之原因与负面结果全部归咎于文人，反而有夸大文人作用之嫌，甚至可能从批评一端坠入被批评者的“文化决定论”。但是，革命前的文人启蒙与革命中的社会动荡，两者之间也确有一层负面联系。反省这一联系，有可能会使至今还数量庞大又沉睡于“五四”以降一支新传统中不醒的文学青年，感到气闷。事实上，自“五四”形成那支新传统以来，法兰西文人作品包括哲学在内，在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历史记录中总占上风，除了这一流派多具左倾性格，容易通过意识形态之嗅觉，而其他流派则难有如此幸运，网密如篦;还因为接受者之智力结构与法兰西有家族相似，不与英美同，容易通过接受者的智力过滤，网漏吞舟。

§§文学如激情踢马刺，能使革命飞奔

革命如遇文学，一定如火如荼。马鞍下增设一激情踢马刺，当使胯下飞奔，在空间上放大，在时间上延长，直至延伸到文学所在地──精神领域，啃噬文学它自己。

美国革命没有留下类似纪录，如有之，革命前仅一本《常识(1776

年)，革命中仅一本《联邦党人文集》(1787～1788年)，却都不是文学，或革命文学。前者仅为应急，由一个外人来挑破殖民地与母邦之关系已名存实亡，说服当地人正视现实，敢于独立;后者是拉票，多局限在制度比较、政治程序上立论，说服百姓投票通过1787年宪法。两本小册子，反映美国革命之“历史性局限”向纵深发展──越来越自觉地限制在政治本身，不扩及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后一本小册子，在那样重大的历史关头，却不向文化深处挖，更没有就此延伸入新“政教合一”之圣地：如“改造国民性”、如“伦理觉悟方是吾人文化之最后觉悟”、如“文化革命才能最终保障政治革命”。是否18世纪北美民众觉悟已高，不必改造?当然不是。当日民众之愚昧，一点也不亚于此后两个世纪以法国革命领衔的另外几场大革命。美国也有文学，但文学史开窍晚，殖民时代所谓文学多半是私人通信作品，略输文采;美国也有文人，但没有凸起一个文人阶层，稍逊风骚;美国也有观念活动，但没有文学踢马刺，马归马，刺归刺，只识弯弓射大雕──政治只是政治本身，政治权力的顽症，只能依靠权力分立与权力平衡来驾驭。这些缺陷，都可看作是美国历史的乏味，乏味处却耐人寻味。美国革命说穿了，“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一个单调直面，直面其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这样的政治当然有失败记录，还有撤烂污的时候，如19世纪与20世纪两个世纪末选出的那几个总统，可谓一塌糊涂，乏善可乘。但是这样的政治有一点好：政治与社会领域其它领域有一条隔离带，大失败与撤烂污，只是政治本身失调，不至于蔓延为其它领域的大动荡。无怪后人罗隆基有言：最好的政治是政治行政化，行政技术化，换言之，政治应该走下行线，而不能走上行线，不能期政治以道德至善，更不能授政治以建立至善王国之特权。同样是1787年宪法的制定者，此前也有1781年邦联条例的失败，人谋不臧，呈瘫痪之势，此时之北美，如果按照法国革命的逻辑以及中国读者习惯的思路，很容易往政治之外想，把一场政治失败从参与者人谋不臧扩展为全民族抽象的文化责任。从1781失败至1787年改制，华盛顿们确实是有足够多的理由，将邦联制瘫痪归咎为一场文化失败或国民之劣根性：如各州“只知地方自保，不顾全局利益”;民众“只知私利不知公意”;民军之挫败“是因为拖着王权思想之小辫与英王作战”，等等。但从北美人的实证眼光看去，政治更多的是与利益选择相关，而不是与文化观念相关;从邦联到联邦，是制度选择的失败，就在制度选择这一层面推倒重来，只能“就事论事”，不能深挖“文化老根”，将制度选择扩展为文化论争，把少数人之责任推卸为全民族之国民性。1787年北美之令人沮丧，是有一点象法国的1793，也有理由走向一场深挖“人性劣根”、“道德革新”、“国民改造”的文化战争，而法国果然就这样发生，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再从社会革命走向“共和2年的文化革命”。但在北美费城，面临差不多的政治危机，那55个人却拉起了窗帘，低声进行一场制度层面几乎是技术性格的讨价还价。在那里，是律师而不是文人，是实业家而不是作家，是来谈判而不是决斗。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一旦成文，则交公众投票。至于公众，400万人中有投票权者，也不过是一群“农众”，在传阅《常识》之前，至多只读过一本《圣经》。大选之日之所以放在秋天11月第一个星期二，是在等这群农业人口在那个月里先把一年庄稼收割完毕，临出发前的星期日上午还要进一次教堂，下午上路，第三天才能步行或骑马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个投票地点。看不懂选票者，还要允许他们以玉米粒而代之。如此村夫愚顽，更兼宗教愚昧，居然形成惯例，从农业社会至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至今日所谓后现代，社会形态两次变迁，总统历经43届，而大选之日不敢变。放在中国，岂不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末庄中人”，不是阿Q，也是赵老太爷。当有萧涧秋自北大来，先打倒赵老太爷(华盛顿)，再启蒙阿Q(谢斯起义)，特别是要通过读“新小说”而改造“国民性”，阿Q文化觉醒，才可放心让其投票，否则就可能被“柿油党”(汉密尔顿)误导。而北美则不然，是政治，不是文化，是逻辑，不是哲学，是技艺，不是诗艺，是匠人，不是哲人，是制度制约人性弱点，而不是以道德至善强行改造人性。倘有新传统文学青年出，当掩鼻而走：二百年前一部乡村宪法，间杂玉米

粒，一股干草气，至今不思改版，有何“文化深度”可言?如之，

一“末庄文化”耳!

唯法国可让中国的新旧文人称心。他们是更深层次即文化层次上的

“姊妹”，历史来源不一，文人病如一。法兰西的政治身首异处，

“生活在别处”，政治中的可变因素不在政治，却在政治领域之外，存在于文学和观念领域之中。按托克威尔说法，如果法国人能够有数年一度的三级会议参与政府管理，哪怕他们能够持续参加地区一级的议会，加入到国家的日常生活，他们就会对具有真空纯度的纯粹理论保留必要的怀疑，不会让作家们的抽象观念牵着鼻子走。在寻找政治权力与知识份子权威分离的社会学原因时，托克威尔抱怨：法兰西民族疏远具体事务，厌倦了它自身的制度，又无能为力去改革它，同时，它又是所有民族中最具文学色彩!托克威尔发现，法国“权力No.1”即“君权”，并不是结束于其他状态，而是结束于这种精神分裂症。文人们远离政治，却能够在文学或者哲学氛围中谈政治，而能够谈的却又只剩下他们!这使得文人有更大的空间更热忱的勇气向深处挖掘政治的“文化老根”，何况这个政府还悬赏出题刺激这些谈论。

§§北美“革命者”看法国革命

那一代美国领袖是法国革命的目睹者，甚至是亲历者。征鞍未解，彼岸革命就已上马，当然感到亲切，却又陌生，并逐渐担忧起来。独立战争的大多数领袖后来都参加了费城制宪会议，那55个人的签到本给左翼史学家提供了阶级分析的最好文本。根据美国史学家比尔德的统计，55个代表多半是实业人士，至少是律师，唯独没有“脱产脱业却能够内在超越”的文人哲士。这些人参加制宪会议带进费城独立厅的东西有：殖民时期参加议会活动积累的“阶级局限”，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商业性格”，在不同的利益冲突中养成锱铢必较而又不拔剑决斗的“庸俗习气”，新教氛围中形成的“克制与礼貌”;甚至还有英式议会辩论时面对.主持人发言，而不是向他的辩论对手直接攻击的“虚伪习惯”。法国革命后来发生的议会辩论，让他们瞠目结舌：几十个革命家面对面咆哮，革命群众则围坐在中间的走廊上欢呼呐喊。即使后来有所节制，主席也只能规定允许四个革命家同时发言，而革命家如还不耐这样的辩论“程序”，那就立刻上大街敲响警钟，再来一次起义。让美国人不敢想象的，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这样一群脱产脱业的“职业革命家”。“新人类”在法国18世纪出现，以革命为职业，先是干革命，后是吃革命，除了革命一无所有，除了被政敌很可能是另一群革命家推翻，也找不到退出政治的回归路。反过来，让法国人回看华盛顿，只干两届就回归波特马克河边的农场，那不是回归正常，而是暴露革命同路人的最终局限，重回有产有业者的庸常泥潭。

约翰-亚当斯在接任华盛顿之前，当过驻法大使。1778年北美战争胜负难定，他却只能在大洋彼岸宴请巴黎的文人型思想家，耐心倾听他们的启蒙哲学或启蒙文学。结果发现，这些人不仅沉湎于“幻想”，而且对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府事务根本就是无知(1)。对中国五四青年来说，下述姓名如雷贯耳，至少应该和同时代的华盛顿、杰斐逊联系在一起，但在当年这位镶嵌在华盛顿和杰斐逊之间做过第三任总统的美国革命者眼里：杜尔哥是个缺乏“判断力和实际经验的政治家”，伏尔泰是个“撒谎者”，卢梭是个“纨绔子弟”和“好色之徒”;孔多塞是个“骗子”和“白痴”;达朗贝尔则干脆是个“寄生虫”和“虱子”!

他那时就担忧法国人偏爱这些人的抽象理论，会导致灾难性后果。杜尔哥空想的政治抽象观念，特别是关于“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政体理论，神秘而毫无意义(2)。孔多塞如果仍旧保持一位哲学家的身份，那将无害，不幸的是，作为一位立法者，他却加速摧毁了他曾经追求过的德行。亚当斯特别不能接受孔多塞所述人类无限的完美性和永无休止的进步性，尤其对后者所信仰的知识份子是人类“永恒的施主”，更是轻蔑至极。亚当斯警告说，对于天才人物的崇拜，构成了一个贻害无穷的新神话，这个神话以不犯错误的人代替了上帝。孔多塞写道，法国宪法原则比美国宪法所提供的原则更完美，更正确，更深刻，更实在。亚当斯在这一页书页边连写了四个惊叹号：“完美!正确!深刻!实在!”(3)。亚当斯也是革命者，但他大概闻到了另一种气味。审美与唯美是文学领域里最正当的驱动力，但是一旦进入政治实践，美学将翻转为专制，不负责任的空谈将翻转为断头台疯狂起落，政治领域里的文学与政治领域里的嗜血或许会构成正比。

大革命爆发时，莫里斯继任美国驻法大使，有幸目睹亚当斯的担忧成为现实。1789年的立法议会，自由派贵族还在讨论制度建设，如选举与被选举权之区分，立法权和司法权不同之归属，对属于国王的行政权还应作必要限制，以防专权，等等。参加这些立法作业的人，其中一些本来就是大法官，他们的制度努力相当出色，但革命很快失控，这群人只能离开立法会议，非逃即亡。莫里斯与拉法耶特有着浓厚的革命情谊，后者就个人而言，倾向于遵循美国经验，但显然控制不住法国政治的狂暴进程。1789年6月在巴黎的一次晚宴舞会上，两人倾心交谈。莫里斯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我寻机告诉他说，如果第三等级的人们采用温和的方式，他们或许会成功，但如果使用暴力，难逃一败”(4);他致信新大陆友人说，美国人并不切断此前在英国殖民地时期积累的宪政经验，以及于此相连的政治传统，但他在法国看到的是：“已经用天才取代理智作为他们的向导，以试验取代经验，因为他们喜欢闪电而不喜欢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

(5)所谓阳光，显然是指美国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

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

汉密尔顿与拉法耶特年龄相当，伏矶谷战役时是华盛顿身边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他是那一时代美国领袖群中出身最为寒微者，有足够的理由成为民粹主义者，却因为他深知底层性格中闪电与黑暗的关系，反过来成为民粹主义的劲敌。底层对权力的渴望与上层对权力的贪恋，是同一人性的两面，所有限制权力的设置都是针对权力本身，而不是针对某一特定人群，没有理由在怀疑这一部份人的权力的同时，能轻信另一部份人如果掌权就一定会改变人性与权力的关系。他起草了1787年美国宪法，但也是最早对大洋彼岸的“姊妹革命”提出批评的人。当巴黎事件开始显露的时候，汉密尔顿对文学哲士在那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忧心忡忡，他写信给回国的拉法耶特，向他表示担心：“我惧怕你们那些哲学政治家的幻想”，并提醒拉法耶特说那些理论家正在与现实脱节。(6)

他和华盛顿一样，认为政府最重要的是能够不断“抉择、反思与创

新”，同时，也重视政治制度的持续性。(7)他们难以相信把政治

权柄交给那些没有经验历练的的文学哲士，会比专制帝王更为安全。(8)他与乔治.华盛顿通信，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法国的政治风暴，“彻底的创新”和“过分的膨胀”对于法国社会健康和秩序都不是什么好兆头。(9)他深信，比起文学哲士的“感情奔放”，政府更需要稳固的基础。尽管他是新宪法和联邦体系的设计者之一，但还是坚持主张“经验”是“人类判断力最少犯错的向导。”(10)

§§一刀两断和修修补补：革命狂欢与宪政改制

革命初起，法国人一度把美国革命视为先导。随着革命观念渐趋狂

烈，法国人越来越不能忍受美国人的庸俗习气。受日益增长的宏大理想所鼓舞，法国人开始宣称，美国人应该把法国作为他们的拯救者：“美国的榜样作用只及于新半球，而我们的事业将泽被全球”。(11)孔多塞认为，美国的革命只是为法国做了铺垫，法国革命将循着更真实，更完美，更深刻的原则进行。(12)杜邦1788年提出，“为什么只是着眼于现存的最好模式，而不去寻求尽可能最好的模式呢?”许多人梦想着一举清除传统形式，建立一个仅以真理为基础的政府。议员拉博.圣艾蒂安骄傲地宣称。(13)“啊!法兰西，你不要去学习榜样，而要去树立榜样!”雅各宾派领导人都相信，法国不再需要美国的指引。圣鞠斯特对美国的“联邦”制度嗤之以鼻。他嘲笑道，那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只不过是毫无希望，四分五裂的大杂烩。(14)最为兴高采烈的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阿拉卡西斯.克洛兹来自普鲁士，在法国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诩为“人类代表”，高傲地放风说，美国人私下里对法国的政治体系很是羡慕，而且整天在责备自己缺乏法国人的政治洞察力!(15)相比旧大陆这些激进革命者居高临下的批评，新大陆那场美国革命确实显得低调灰暗。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承认，当初如果伦敦能给美国人几个国会席位，革命早就烟消云散了。(16)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明确指出，美国人所要求的，不过是想回到国会与乔治三世加以破坏之前他们长期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革命是一种“复归”，正如“革命”(revolution)一词在天文学上准确的意义所示──“围绕某一中轴的圆周运动，止于其所始。”但对于某些法国人来说，革命并非是“复归”，而是“决裂”。法国的激进目标是重构和重组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结构，彻底推翻国家的原有制度，要与数千年的历史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