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势如破竹发展的过程中，反全球化相伴而生。如同全球化概念的宽泛和模糊一样，反全球化也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在当前，反全球化主要是指对全球化的批评，对全球化的担心，对全球化所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回击，对全球化加剧的贫富分化、社会分裂、环境灾难等的不满等。由于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载体，不可避免地使全球化背负了本该由资本主义所背负的原罪。全球化本无罪，有罪的只是资本在全球扩张过程中疯狂的逐利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罪恶。因此，反全球化实质上是反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球化，反的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非理性扩张，反的是不合理的资本全球体系。从这方面说，一切反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行为，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行为，不管是发生于全球的结构层面，还是发生于国家或个人层面，也不管是发生于什么时期，都应属于反全球化的范畴。

反全球化在全球化的形成时期(16-19世纪末)，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就已产生了。正如当初的全球化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样，最早的反全球化也没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但这并不影响反全球化的存在及其重大意义。最早的反全球化运动就是最早反对资本全球扩张的各种运动。不管是野蛮民族对资本主义殖民化的顽固抵抗，还是封建反动政权对资产阶级的压制，还是农民对圈地运动地反抗和早期工人捣毁资本家的机器，都属于早期反全球化的范畴，尽管不同的形式，其进步意义并不相同。

在全球化形成的早期，也就是资本原始积累与扩张的阶段。在国内，资本家利用如圈地运动进行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利用剩余价值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进行剥削。在国际上，资产阶级利用贩卖黑奴、利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进行血腥掠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而资本的全球扩张，势必在个人、国家和全球体系三个层面遭到强烈抵制和激烈反抗。

“当先进的技术与先进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相联系时，资本主义就有了战胜一切以往社会制度的能力”。由于早期的资本全球扩张对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适应，早期的全球化就具有了高度的历史进步性，尽管这种历史进步性是以牺牲平等、理性和人性为代价的。

因而，早期的反全球化运动，不管其在道德上具有多么重大的合理性，都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反历史性，也就避免不了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但反全球化运动自身所具有的使社会更为公正、理性和道德的作用却仍然在这一时期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在国内，即使是反动的封建阶级，在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也会打着同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旗帜。因此，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分析的各种社会主义那样，尽管拥有不同的立场，但它们都含有对资本主义不公正和不理性的反击和抗争。这些批判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工人阶级运动的蓬勃兴起，是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政治经济地位改善，以及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具有相对理性色彩的根本原因。到19世纪末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显着改善，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普选权在这些国家基本确立。在国际，各种野蛮的前资本主义民族，在资本主义带来的先进文明的被动熏陶下，也开始以民族主义的旗帜，掀起了新的抵抗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运动，而宗主国也不得不在这种进步面前做出适当的让步，以应对殖民地国家越来越猛烈的斗争浪潮，在各个殖民地国家的反恐斗争中几乎都可以看到这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