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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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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6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在国内推行普选权和福利国家制度,通过凯恩斯主义,以及在国际上推行新殖民主义实现了脱胎换骨。1950~1970年代,多数资本主义大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4%,失业率一直维持在6%以下。更重要的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更达一半以上,美国甚至达到了70%,显示出经济增长的高质量。而与此同时,苏联模式下社会主义的弊端却逐渐显现,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发展逐渐走入了死胡同。东德柏林墙的竖起,既是东西方隔绝的表现,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东西方竞争中走向失败的表现。

借助于生产关系一定程度的变革,借助于资本竞争性对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新资本全球化得以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新的全球化的载体——跨国公司似乎也成了另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到1990年代初,世界上主要的跨国公司90%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更重要的是这些跨国公司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78年中国放弃“文化大革命”式的社会主义可能还不至于使资本主义大国感到多大的喜悦,但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却让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高兴地欢呼“历史的终结”。因为这意味着曾经是资本主义国家心腹大患的左派社会主义,包括斯大林和“文化大革命”式的社会主义在新生的资本主义模式面前彻底失败。

其他各式反全球化,不管是小国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和全球化如火如荼形式下的无力抵抗,还是被称为“无赖国家”、“邪恶国家”的与世隔绝,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愤世嫉俗的“恐怖主义”,都已被西方主导的主流国际意识所边缘化。剩下的主流只是西方左、中、右翼共同参与的大杂烩式的西方的反全球化,还是一种“小骂大帮忙”式的、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如中国学者所说:“在西方,反全球化或对全球化心存疑虑的人,无论在表面上说什么,潜意识里都是为了维护西方人优越的生活条件。”

新的全球化仍然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为其主要内容,尽管其载体由旧殖民主义者的枪炮变成了新殖民主义者的跨国公司。为了西方政治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普及以及经济利益的维护,资本主义大国利用其政治、经济的强势,打着自由市场自然拓展的旗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一切可能的剥削机会。实际上,现在的全球化不过是“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那种既是国际的,也是跨国的原始使命,把疆界和国家、传统和民族统统踩在脚下,迫使一切都服从唯一的价值规律”。可以看到,在自由贸易神话之下,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所谓的公平贸易、战略贸易,反映的是西方国家市场的相对封闭性;主权弱化的谎言和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等华丽词藻掩盖的是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颐指气使和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践踏。

当代全球化尽管实现了对旧全球化模式的超越,但由于当代全球化依然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疯狂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可避免的给人类带来种种危害。关于西方主导的新全球化模式弊端的描述,如同全球化的描述一样浩若烟海。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的“公司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不公正的加剧,国家道德的沦丧,环境的恶化,以及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泛滥等。总的来说,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创造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但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能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被剥夺者和被掠夺者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接受市场乌托邦主义者对无国界的新全球化的憧憬。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之间、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的矛盾将贯穿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始终,无论在体系结构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的反全球化运动仍会有新的高潮出现。

实际上,主要由被剥夺者和被掠夺者推动的各式各样的反全球化从没有停止过全球各个层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抵抗。如世界体系论者所说,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资本积累、政治合法性和地缘文化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这个世界体系为维持民族一国家的合法性而进行的调节已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再到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了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已经用尽了它所能使用的所有手段。“在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多年以后,资本主义再度驶入这一革命的经济学家为他那个时代所指述的正确方向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矛盾的加深,资本主义的调节已接近极限。资本主义可能通过减慢某些使其精力耗尽的活动以延长其寿命,但是,其死亡的阴影却总在地平线的某处出现,而各个层面的反全球化运动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者。

在反全球化的结构或体系层面,愤世嫉俗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型的反全球化虽然表面看来毫无希望,但其引发的文明的冲突却引人深思。在全球范围内,世界各主要国家都试图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全球文化”仍然只是资本主义大国的一厢情愿。

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于抵制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统制的呼吁,也在反全球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呼吁甚至在那些希望弘扬自身民族主义和族裔认同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吸引力,而对那些不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不可抗拒,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渠道,可以用来发泄与革命的失败相伴随的沮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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