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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个人写作上的突破

台湾知名学者王德威曾在《海派作家 又见传人》一文中评价王安忆，认为她的创作是对海派女作家张爱玲的继承与补充，都缮写上海的风情与女人，但笔锋却不相同，张爱玲是抱着反讽的心情来精雕细琢，而王安忆是平淡的、同情的态度来讲述故事，自创作以来就不断对小说的创作技巧与形式进行创新与研究，曾经从事过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创作，但是创作的题材以知青在乡村的生活为主，虽然题材单一，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九十年代的《长恨歌》这部长篇小说以庞大的空间建构及时间流程，丰富的人物活动叙述了上海的历史，刻画了上海的女性，审视了上海的文化。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突破。

一、独特的视角：把城市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

李欧梵教授说：“王安忆的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1]这也是《长恨歌》的独特之处。我认为文本重要的不是故事发生的年代，而是写故事的年代，作者要写一座城市，便直接跳入小说的发展进程，人物的人生经历中去发表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看法。用细腻的笔调叙述了上海普通市民王琦瑶坎坷一生的命运，王琦瑶的形象也蕴含了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我把《长恨歌》定义为发生在都市民间的故事，王安忆把几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作为小说的写作背景，凭着她对上海的熟悉以及对上海女孩子心理状态的细致揣摩，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上海小姐”— —王琦瑶这样一个人物，文本的故事以她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生活场景叙述。她是选美选出来的上海三小姐，有着美丽的容貌，在每一个特定年代里，都会出现一个与她有着情感纠结的男人，虽然是起烘托作用，但在王安忆的笔下也深深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阶层的烙印。不同的男人、不同的身份与地位，有高官、有摄影师、有无业的富二代都试图占据她的情感，但又都以失败告终。

另外，王安忆打破了创作的封闭空间，在她的小说中纵横交错有两个空间：上海与邬桥，使时间在这两个空间中自由穿梭。温儒敏、赵祖谟都曾指出：“城市空间形式成为王安忆叙述文本空间形式，而上海这个城市被尘封多年的神秘感又给了王安忆以历史的冲动和诉说的可能”。[2]我们可以这样说王安忆用时间追忆的方式将纵横交错两个空间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个特征在《长恨歌》中表现尤为突出。王安忆曾自述过：“《长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3]通过对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细腻的描写，以一个女性的眼光，以一颗耐得住寂莫，经得起沉浮的平凡上海心去看上海，去探索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她有着对生命和美的独特审美视角。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反复描述在光与暗的转换中永恒流逝的时间，带有某种虚无的东西，使文本透出一种如烟的尘世感，这也奠定了小说的感情基调。

二、流露出“寻根”意识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也流露出了寻根的意识，怀旧的情怀，以及对“家”感伤。家是每个人、每个家的庭安身立命之所和灵魂的栖息地。家也是研究王安忆作品的主要线索，然而，王安忆和张爱玲相比，却是一个“失根感”很重的人，她虽然是大半辈子都居住在上海，但是她在《纪实与虚构》中开篇就说，她的家庭是迁居到上海的外来户，他们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族。可以说，这种“失根感”一直伴随着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是她寻找种种可能的归宿的动力所在，所以促使她创作了《长恨歌》这部小说。从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看，这部小说，王安忆借一个女人王琦瑶的一生表现出自己对这座城市过去的怀旧，对自己精神的寻根。

在《长恨歌》中，“寻根”不同于以往的寻根文学，作者在这里为上海创造出一种灵韵，而由“怀旧”产生的社会现状宣告了这种灵韵在消费大众和商品的海洋里的无可挽回的消散。面对灵韵的慢慢消散，王安忆在写作上也表现出自身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对命运的探索

(一)命运与城市

就像许多作家习惯把自己的小说放置在一个相对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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