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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学自我内在化的女性写作问题
女性主义在西方是一项广泛的社会化运动，他的准确含义应该是女权主义。我们可以说，所有的女性写作都天然的具有女性主义意识。而一部作品以何种方式表达何种女性主义意识，有着千差万别。尤其是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其表达的女性主义意识也千姿百态。
中国没有强大的女权主义运动思潮，作家自我的女性意识只能是非常潜在和微妙地隐藏在文学作品中。从当代中国文学更大范围来看，对于女性作家来说，女性意识并不是什么急待解决的时代紧迫问题。在文学已有的前提下展开女性叙事，在那些文本的各个层面流露出来而已。的女性写作一方面体现了时代和个人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文学表达的话语形式。比如一些偏向于语言形式和探究自我、表达内心生活的作品，更靠近女性主义。
舒婷的诗在70年代末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女性温馨而细腻的情怀，给饱受压抑的中国人以最初的抚慰。那个小小的“自我”，那些淡淡的忧郁和感伤，无异于嘹亮的呐喊，给那个时候的人强有力的震撼。纵观铁凝的小说，她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一种奇妙的素质，那就是渴望抛离她身处的环境。如此鲜明的具有自己“脱序”的冲动，并且付诸行动。张抗抗虽然不是鲜明的女性主义者，但也写出过女性追求个性的作品。铁凝、王安忆一样，她本人并不十分认同女性主义这种说法，她也不认为女作家一定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要表达女性意识。
由当代女性写作的实践可以看出，在每一位女性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历程中，都有着不同的创伤性经历。这种经历影响了她们的性格，也影响了她们的自我认同和命运，甚至某些创伤性记忆渐渐沉淀为其潜意识的一部分，对其人格的发展与建立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不难发现，张洁和张辛欣女性写作中的创伤性经历与社会变革与意识形态运动紧密相连，而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徐小斌等女性写作中的创伤性经历则与完全个人化的成长经历有关，前者的创伤性经历促使自我对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后者则给女性自我带来终生道德上的谴责或者无尽的爱的弥补，这必然给自我带来众多的焦虑，包括道德上的和行为上的。《一个人的战争》以近乎自传的形式描绘了林多米成长期的一次致命性创伤，而她年轻的生命在这一突发事件后几乎被完全击倒。
书写自我的状况，以自己的方式真实地再现自我——这显然与只有自我的精神苦闷的现代女性写作不同，标志着女性写作对自我的表现和探讨走向了更深的层面。如张洁《方舟》中的荆华患有腰椎骨类风湿，而今仍像噩梦般缠绕着她的森林几乎将她吞噬，那零下二十几度的小木屋，差点把她冻成僵尸，别说腰椎骨会冻坏，就是一条钢筋也会被冻裂。在同严酷的环境做生存斗争的时候，她还要挑水和论文联盟WWW.LWLM.COM整理泥，蹬着自己钉的摇摇欲坠的几乎要散掉的小梯子，一下一下地抹严木头小屋上的每一条缝隙。即使在回城以后，她们也要搬煤球，越是天气不好时煤球就越紧张，而犯病的机会就越多，还要做修理房屋等粗重的家务，无怪恶劣的生存环境不仅摧残了她们的身体，也扭曲了她们的心灵，使她们变成了歇斯底里的“雄化了的女人”。
90年代从单一到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为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机遇，不同作家作品的大量涌现呈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繁花似锦的文学景观。从女性“个人化”书写的飞升到坠落，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当下文化的“残缺”，这样的“残缺”也加剧女性“个人化”书写的脆弱性。女性开始“个人化”写作之初，就饱受争议和误读。她们为了从无所不在的男权网罗之中挣扎出来，甘于边缘，拒绝了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出场，执着于书写那从未书写过的女性隐秘的体验。虽然从身体到性体验，从手淫到同性之爱都坦荡荡地在笔下呈现，但这是作家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对自我重新的体认。但我们必须直面女性个人书写总是难以摆脱陷入男性“他窥”的困境，就目前的发展来看，这种女性隐秘经验书写难以建立起强大而持久的文化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讲，90年代的女作家们多少带有启蒙者、开荒者的影子，她们试图转入男权话语的内部去颠覆原有的话语体系，但是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根基，包括作家本人笔随心动的创作立场。
陈染的小说创造出非常独特的女性经验，这是与过去的完全不同的。她似乎重新唤起了现代小说如丁玲、张爱玲小说中的那种经验。她的小说有非常细致的心理描写，既能显示出生活的趣味，又洋溢着反讽的快感，她更乐于在偏执孤僻的绝对女性情境里寻找感觉。作为中国女性主义的一种典型表达，陈染的小说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但女性主义并不是只限于表达女性内心生活。这是女性对待社会的一种方式，当失望到了极点，她们就转向自身，但女性主义还是可以获得更为广大的社会化的视野。
女性写作中的自我宿命地由自我出发，在种种依恋关系的实现和摆脱过程中又回到了自我。出于自我认同的生理和精神需求，女性写作充分发展了女性的自我，但这个女性自我却无时无刻不在为了自我而自我，她的一系列的精神历程都是为了验证自我：自我是唯一的，也是中心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女性写作中的自我认同既然于外在的社会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则性，那么，于内在的精神价值取向上一定也会有大致的共性。
最后要说的是，对女性文学的研究，仅有文化分析是不够的。从总体来看，中国的女性写作在叙事文学方面的表现并不特别强烈。这是某些女性发自天性的对女身份敏感的产物。只有理论批评对隐含的女性书写进行阐释才建构起一套女性叙事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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