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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
说到当下的“非虚构写作”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学与“现实”、“当代”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我首先想到的是十余年前一位作家的自陈——“当年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所在矿区的工长轻蔑地骂我：你还想当作家?当毽去吧”(夏榆：《非修辞的生活，非虚构地写作》)。
近年来，《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计划”)和《天涯》(“民间语文”)、《中国作家》(“非虚构论坛”，2006年该刊改版时推出《中国作家·纪实》)、《厦门文学》(“非虚构空间”)、《延安文学》(“零度写作”)等诸多刊物相继推出有别于一般意义上文学类型的“非虚构性”写作。这除了其希望拓展文学可能性以及现实指向性、文学写作的“日常化”以及重新思考作家和世界的关系，同时其强烈的尴尬感、分裂感甚至时代和文学的双重焦虑症是可以想见的。具言之，“非虚构写作”在近年来逐渐成为文学热点，呈现了文学自身的新变以及文学在“当代”新语境之下的尴尬与困窘状态。这里所指涉的“非虚构写作”在指向文学本体性层面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向了作家的身份、立场、姿态和“当下”以及文学和“非文学”场域的龃龉。当《新京报》等各大“主流”媒体以及各大书城(含各个网络书店、文学网)在每月推出“虚构类”和“非虚构类”排行榜的时候，我们应该发现其中的“非虚构类”已经愈益成为了带有明显的“社会关注度”的被消费化、市场化和利益化的写作方式和写作姿态。当然换一个视角，其中带有一定文学品质的“非虚构写作”也呈现了从文学精英化到社会化和大众化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也拓宽了文学的边界和写作可能。我们是否也会由此引发这样一系列追问：我们是否进入了“纯文学”式微的年代?或者这是否是一个文学遭遇更多的挑战和“文学性”高度扩散甚至消弭的年代?由“非虚构写作”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作家以及阅读、世界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是否该重新反思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是否足够宽阔?目前的作家是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着精英知识分子的惯性“幻觉”，与纳喀索斯一样的自我迷恋?而多年来“圆滑”、“圆润”、“令人舒服”的缺乏真实感、摩擦感和疼痛感甚至原生粗粝感的文学趣味是如何形成的?而所谓的专业阅读者和评定者尤其是国家级大刊和国家级文学大奖的机构和评委是否该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一
“非虚构写作”(我一直好奇这个概念和“纪实性写作”之间是何种关系)在近几年渐成文坛热点，但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种写作路径和方式并不一定会给多元化的文学空间提供广阔的前景和新的可能。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其问没有出现“非虚构”写作的优秀的文本，比如王树增、梁鸿、慕容雪村等。而“非虚构写作”对“真实性”和“现实感”的精神诉求无疑体现了纪实文体与“小说”相结合的趋势。而无论是就中国古代的史传文学传统、五四时期冰心等作家的“事实小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非虚构文学”的热潮，还是1949年之后当代中国本土的“非虚构小说”而言，“非虚构写作”都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甚至早在1986年就有研究者试图给“非虚构写作”进行分层，即“完全非虚构”和“不完全非虚构”。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非虚构写作”本身和概念生成以及理论探讨都不能不涉及到文学的本体性问题，以及同时所遭遇到的各种可能、限囿与悖论冲突。换言之，“非虚构”与“虚构”、“写作”与“亚写作”、“反写整理作”、“非写作”、“真实性”与“文学性”、文学与“非文学”、“现成性”和“可能性”之间是否重新设置了本质主义色彩的论调?这是否又重新设置了难以最终调解的“矛”与“盾”的悖论循环?当年的“自然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新写实”、“新现实主义”与“非虚构写作”之间的命名、立场甚至意义与缺陷是否存在着历史的谱系性和某种“可怕”的循环?
对于“非虚构写作”我们发问的是为什么文学的“真实性”重新成了问题?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通过元写作和修辞迷恋校正了以往主流文学“非虚构”的经验化写作的整体性和宏大性，从而呈现出了个体和诗学的双重意义。而时过境迁，随着文学和社会语境的双重转捩，文学的“虚构性”已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的作家和“当下”的关系发生了脱节甚至不无巨大的缝隙。而面对着更为多元和个人化的读图读屏时代，文学面向现实和公共的能力重新成为时代的难题。在一般意义上写作就是“虚构”和想象的产物，而说到“非虚构”和写作之间的关系当然存在着合作甚至容留的可能，比如报告文学、纪实性文学、传记文学、历史文学、口述实录体等“创造性纪实作品”。这些类型的写作显然是具有“非虚构”性的。但是我们是否注意到从来都不可能有“纯诗”和“纯文学”存在，尤其是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复杂的文学语境中更是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非虚构”所呈现的“真实”同样包括着作家的写作伦理。当我们被“非虚构写作”打动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是什么打动了我们?是“非虚构”的力量还是“虚构”的力量?而“非虚构”和“写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龃龉关系和矛盾甚至冲突。姑且搁置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性”写作，即使是史传文学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叙事和社会纪实、新闻记录仍然会带有程度不同的“虚构”和“修辞”性。从本质上而言，“写作”就必然是“修辞”，而“修辞”又必然牵涉到“虚构”、“想象”和“创造”。文学史写作显然更具备“非虚构”的必备特征，然而长期以来文学史不仅被视为是一个时期文学思潮、流派、社团和作家作品的整体描述，而且更应是对文学发展规律、内在动因的一种“真理”揭示和客观总结。那么文学史的书写行为就不单是一个历时性概念，更是一种本质性的认知方式。而文学史作为一种写作和书写行为就必然会带有“修辞”性和想象性，而由于各种文学之外的家国、民族、政治、意识形态诸多复杂的影响，历史叙述的真实和客观自身就大打折扣。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体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含义。正是因为历史叙述的修辞性和变动性，我们可以说一切历史在不同的语境的叙述只能是不断的“重写”甚至“改写”。
“虚构”的字典义：凭想象造出来(《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1158页)。据此我们可以认定一些研究者和刊物推出的“非虚构写作”概念以及“非虚构”研究应该更多的是强调了这些写作不是“凭想象造出来”的。那么既然不是凭想象造出来的，那么就涉及到了现实、客观和事实。也就是说“非虚构”文本所涉及的事件和内容是如实已然发生的客观现象。而这种关涉“真实性”的“非虚构性”就要求这类写作具有了类同于纪录片的要求：“真实”的“底线”和“真实再现”的“渐近线”。但是我们是否注意到这些“真实”意义上的“非虚构”成分到底在一个文学文本中占有多大的比重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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