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用漫天飞舞升腾的火焰诗一样挥写了老庙祝的诗意想像和深沉悲哀。与其说老庙祝在魂灵出壳中重新看到了消逝已久的白鹭,不如说生命已步向结束的老庙祝将仅剩的一点生命化作已成为他生命一部分的白鹭,随着它们飞来、欢笑、惊扰、离去,重温曾经拥有的和谐与悲伤。老庙祝动着的肌肉是生命的舞动,冷战和抽缩是生命被掏空后的虚无,眼中熊熊的火焰是生命受到惊扰的愤怒、痛苦与悲伤。如此富有诗意的乡村想像,只有乡村立场才能完成!黄春明笔下的乡土小人物“对世代相传的土地怀着生命依恋”[4],是他热爱的乡土及其上的活动体,因而,他诚挚地爱着这些小人物。但他的爱,不是乌托邦式的、异国情调式的、童话般的爱,而是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立场,以民族情感书写着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美好丑陋、崇高与卑微,“对本土真实的追求典型地表现为竭力塑造日常现实,以抵制殖民文学所表现和传播的美丽、标准的形象”[5]124。故而,他的人物免不了可笑、滑稽、迷信甚至愚蠢,但读者感受到的却是“让人不把那些滑稽可笑当成滑稽可笑,甚至不把那些事件视之为笨拙与难堪,就在于在那些人与土地、人与事件的伦理关系中让人感到了温暖。而且不仅仅是温暖,其中还充满了韧性的生命力”[6]。启蒙立场、乡土立场与民族立场的复杂交织,令黄春明总是以诗意对待乡村空间,以善意讽刺眼光对待小人物。因而,他嘲讽憨钦仔时,充满了心酸的泪光。失业的憨钦仔丧失了小镇空间的特定位置,打锣的身份被悬置,想维护又不能维护的现实令他耍尽小聪明,利用老人(乡村、传统、昔日的代名词)的善良骗吃。小说随后用了极精细的文笔描绘这个“台湾版”阿Q吸烟的场景:“他小心地吸那短得不能再短的烟蒂,像在做最后吻别那样,当他不能不把它扔掉时,他还捏着那么一点点的地方,望了一下,实在再也容不下嘴唇了。他吐出最后一团烟雾,觉得舒畅死了,恨不得一下子就腾上烟雾飞到南门。”这是他山穷水尽后的意外之财,至高无上的享乐。

作者在他一连串生死离别的动作中,既展示了他的生存困境与窘迫,又点明了憨钦仔的小聪明、安于享受和精神胜利。但作者的乡土立场又不时维护憨钦仔的立场。小说随后叙述了憨钦仔被小几岁的债主仁寿抓住后,态度由忍无可忍转变为突然“软弱下来,他觉得把态度挺硬起来一定会把‘憨钦仔’这个东西,完全碰碎得找不得身尸”。于是,称呼由“兄”叫到“叔”,最后又升级为“叔公”。连降三辈的行为只是为了仁寿放松讨债,读来不禁令人捧腹,似乎充满了笑谑。但作者为他的行为提供了维护声誉、尊严的动机—让围观者相信这还是以前那个值得依赖的憨钦仔,他在挽回一个渐渐失去的身份。作者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哀其不幸”,又委实让人嗟叹!面对阿发一类的潜性或不自觉的殖民性格,黄春明的心酸就因民族意识和启蒙意识的包裹,变成一根绵刺了。在“白宫”医院苏醒后,阿发一家面对祸主美国人竟是本末倒置的情感反应—感激涕零地道歉!阿发以残废为代价给全家带来“好运”,在妻子眼里变得年轻英俊,阿发和病友都认为这是好“运气”!面对殖民强者的攻势,被殖民者的奴从性格竟不需刻意侵蚀,只基于基本的生存原因就自发地形成了。与金钱相比,身体竟是如此卑弱与被轻视!最令人心疼的是,这不仅是以身体换来金钱的阿发一人的想法,也是他妻子的想法,甚至更是他孩子们的想法!这是通过人物的置换性想像来刺读者的神经。一旦邻近而遥远的殖民生活—身份象征、社会资本以苹果的面目变成现实时,一家人都有“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这种越出生活轨道本真的意外一旦成为事实,酸涩就会成为常态。作者并没有用肆意夸张的、讽刺的语言嘲弄台北底层人物想像的可笑性,而是用“苹果”轻轻地、温和地戳破了置换性想像的虚幻、虚浮,“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相对于乡村系列,这类文本也有轻叹,但缺少生命般的诗意与坚守感。面对陈顺德(《我爱玛莉》)这类清醒的奴性人物,作者的讽刺则是辛辣中加了犀利的民族批判。作者给陈顺德的是漫画似的开场:脱胎换骨地改名为大卫陈,却被朋友转换为“大胃”(以暗示他超乎常人的被殖民“追求”)。有人称呼他旧名时,他佯装左耳听不见,或直陈“我怎么知道你在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