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上的梦》发表于1978年12月的《人民文学》，是宗璞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 这里是一篇美学的分身术论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据编辑涂光群说，这篇小说送到编辑部时，“******事件”还没有平反，因此小说的内容是“犯忌”的，它的刊出还经历了一点波折。{1}戴锦华说《弦上的梦》“与宗福先的《于无声处》、苏叔阳的《丹心谱》一起，因正面写‘四五’运动而加入了伤痕文学的热浪，且成了其间干预并介入现实的力作”。{2}显然，宗璞的《弦上的梦》像她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作《诉》一样，是一次身份的亮相，表明“她对此间主流话语构造的果敢而有力地加入”。③《弦上的梦》作为“伤痕文学”的主流身份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作者本人也有意突出梁遐作为一个时代的“伤痕儿”的身份，从而强化《弦上的梦》作为“伤痕文学”一员的合法性(在接受施叔青采访时宗璞说梁遐有一个生活原型)。{4}但是，在我看来，这篇小说不仅可以限定在“伤痕文学”这一主流话语构造中作横向阐释，而且还应该放在宗璞创作的纵向脉络中来解读，这样做或许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收获。

宗璞曾说过，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地出现十字路口，因此面临着一次一次的抉择。{5}《红豆》写的是一种抉择——知识分子选择了革命、选择了祖国的自我庆幸和神圣感。《弦上的梦》写的是另一种抉择——在“四人帮”兴风作浪的时代逆流中是苟活与自保，还是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红豆》中江玫是自己与自己的另一个自我作战，在《弦上的梦》中则是乐珺的谨小慎微与梁遐的勇敢抗争作战，或者换句话说，《弦上的梦》写的还是作者面对抉择时内心中两个自我的冲突与对话，只不过作者使用了美学上的分身术——用两个人物分别指代心灵中相互冲突、相互搏斗的两种力量，乐珺和梁遐根本上就是一个人物，是同一个人物原型性格的两个不同侧面。因此，在乐珺的梦里，两个人就合而为一：

这天夜里，乐珺作了一个梦。她梦见一次音乐会，她自己在演奏，大提琴发出辉煌胜利的乐声，听众中有一双黑沉沉的眼睛，随着她的琴声流动。这是阿遐!

忽然，那在台上拉琴的不是她，而是梁遐。梁遐用熟练的手法拉出了激昂的直向人的灵魂扑来的调子。

批评家贺桂梅读出了这种“分身术”，她在采访宗璞时，直率地问道：“在阅读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与文革记忆有关的作品时，我注意到您的作品中似乎一直存在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种是用自己的头颅去换取‘人’的尊严的勇士，一种是虽清醒但却有着犹豫、矛盾或怯懦的普通人。这两类知识分子似乎暗含了一种分裂的人格，一边意识到需要做一个勇士，同时写到自己理解但做不了这样的勇士的矛盾。是不是可以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您在浩劫中的某种矛盾和焦虑?”{1}在着者看来，梁遐和乐珺正是贺桂梅所说的两类知识分子的人格代表，也是作者在两种人格选择中矛盾和焦虑心境的外化。

从叙事话语的连续性角度来看，乐珺这一形象是作者20世纪60年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第一人称叙述人“我”的延续，也是在新的写作环境、新的文本结构中的继续与发展，是作者自我形象的外化，她既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叙事的视点。在被叙的历史情境中，乐珺又是一个亲历者，是作品的主人公之一，她虽然清醒，但却谨小慎微，显然代表着知识分子“分裂的人格”当中另一个“自我”，即“虽清醒但却有着犹豫、矛盾或怯懦的普通人”。

梁遐虽然就其在文本中的具体身份，只是一个孩子，是一个在“文革”创伤中成长的少年和青年。但这一形象的想象性身份却是成年化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分子人格中反叛的和英雄主义的那一部分。梁遐在10岁的时候，目睹了自己的父亲梁锋被批斗、挨打的情景，她大声地呼喊：“爸爸!我的爸爸!”，她以10岁的年纪，卷入了“文化大革命”。

梁遐当时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因为和父母划不清界限，在学校也屡遭批斗。她在批斗梁锋时大叫爸爸以后，梁锋单位的高音喇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批“大特务梁锋”时，必提到“狗崽子梁遐”。

就事理逻辑而言，一个10岁的孩子被作为一个政治批判对象和父亲“捆绑”在一起，是相当令人怀疑的，它的真实性应该说有相当多的纰漏。但在想象的与美学的逻辑上来说，又是合理的，甚至是创造性的——梁遐这一形象是“伤痕儿”与成年化的、反抗的知识分子的结合体。或者说，从外在形态上来说，她是一个在“文革”中成长的儿童、少年和青年，她的遭遇和经历具有典型的“伤痕青年”的经验特征，而她的心态与性格也部分地具有“伤痕儿”的特点，比如她偶尔流露出的玩世不恭。但她性格的早熟(10岁时独立生活并承担起给父亲送饭的职责)、她在政治上的卓越识见(对江青的谴责)、她过早地卷入“文革”的政治斗争(和父亲一起受批判)，就不是“典型的”青少年的经历与心态，而是具有了成年人的经验与性格特质。对她的“成年化”的处理显然寄托着作者的某些想象与意志。准确地说，她就是作者塑造的“用自己的头颅去换取‘人’的尊严的勇士”，代表了作者在矛盾心态中追求正义而又勇于反抗的人格化的自我。这样看来，梁遐就不仅是一个“伤痕青年”的形象，她还是一个作者人格化的自我，代表着在“文革”中被迫出场的成年知识分子内心中反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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