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至今
1978年开始,随着政治、社会、文学各领域思想解放的推进,理性、客观、科学的治学态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的萧伯纳戏剧研究从停滞状态缓慢恢复,能查到的最早的文章是张华1978年发表的《鲁迅与萧伯纳》。应该说,新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是非常活跃的,是“五四”以来的又一次高潮。据统计,新时期英国和美国文学译着的书目种类分别达到了4500种和5800种。[4](P.2)不过,对萧伯纳的译介和研究并不算太热,近30年新译的剧本非常少,中后期作品的翻译尤其少。1981年后共出版杨宪益、刘炳善、英若诚、向洪全等翻译或重译的10本译着,加上以前的译本重印也就是15本左右。编着有倪平的《萧伯纳与中国》(2001)和沈益洪的《萧伯纳谈中国》(2001)。这两本书内容上有一定重复。与瞿秋白和鲁迅编撰的文集相仿,这些文集主要是围绕萧伯纳访华以及萧伯纳关于中国的一些言谈,富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文章绝大部分为随笔。1978年我国恢复了研究生教育,科研实力较强的一些高等院校随即开始招收研究生。90年代中后期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也逐步扩大,学术研究开始制度化、体系化。研究生教育的体系性和高校的科研要求客观上导致了学术界对国外经典作家的深入研究。萧伯纳研究也不例外。有关萧伯纳的硕士论文自1999年以来明显呈增长趋势,仅中国期刊网上能查到的优秀硕士论文就有26篇,2003年之前,基本一年一篇,2005年之后一般每年都在3篇以上,2009和2010各有5篇。这些论文中,研究戏剧翻译的有7篇,研究女性问题和单个作品的各有5篇,综述类的3篇,有关“创造进化论”的2篇,从宗教、讽刺与幽默和观念剧角度切入的各1篇。宗教主题的论文主要集中于河南大学的硕士论文及毕业生所发表的论文中,其他学校的偶尔也有论及的。选题比较好的有王莹的《萧伯纳戏剧中的圣经典故》(2009)、王文静的《宗教对萧伯纳的戏剧创作思想的影响》(2009)等。不过,西方人的宗教观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研究者有较深的积淀。秦文的《创造进化论———萧伯纳戏剧创作的普遍主题》(1999)是一篇较早的论述创造进化论的硕士论文。综述类较好的有刘涛的《对20世纪中国萧伯纳研究的反思与批判》(2005)和翁君怡的《擦肩而过———萧伯纳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007)。刘涛从女权主义、比较文学、创造进化论和综合研究等几个角度梳理了我国萧伯纳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并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谭雪凌的硕士论文《萧伯纳戏剧在中国》(2008年)也是综述性的,不过该作者将20世纪50至80年代视为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繁荣期,而将90年代至今视为停滞期,似乎有违事实。张彬彬的硕士论文《戏剧文本中戏剧性的迻译———萧伯纳〈卖花女〉的个案研究》(2008年)比较了林语堂和杨宪益两人的翻译,有一些亮点。
与学位论文的数量相比,有关萧伯纳的期刊论文偏少,1978至1996年共有18种,1997-2005年30余篇,2006年-2010年期间,期刊网上可查到的相关文章有50篇,其中比较专业的有35篇,核心期刊上的有10篇。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萧伯纳的论文主要是关注其“社会问题剧”,如易晓明的《从社会问题剧看萧伯纳的思想倾向》(1999)、何其莘的《萧伯纳和他的社会问题剧》(2000)等,写得都比较全面。2006年以来,社会问题继续有人关注,如陈燕红、李兵的论文《萧伯纳剧作中的易卜生主义》(2006)、高音的《社会问题应该在戏剧中自由讨论吗?—————谈谈萧伯纳和他的舞台现实主义》(2009)等。此外还有研究翻译、女性主义、创造进化论、比较文学、宗教等主题的。对语言、文体等艺术特色以及萧伯纳的戏剧理论的研究数量上相对较少。数量最多的是对单个剧本的研究,仅关于《皮格马利翁》(或译为《匹克梅梁》《卖花女》)的就有9篇,关于《巴巴拉少校》的6篇。在宏观的综合类研究中,鲁效阳的《杰出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1986)虽然篇幅不足70页,但语言流畅,文字清新,从剧作家的爱尔兰家庭背景及其对他思想的影响入手,指出萧伯纳一家即使在穷得一文不名的时候,也属于信奉新教、较体面的上流社会的一员,并指出:“中等阶级的本能,体面的上流社会的习俗,使萧伯纳不能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者对其重要作品如《康蒂妲》《巴巴拉少校》等的分析虽然简短,但也多有亮点。黄嘉德称得上是我国萧伯纳研究第一人。他30年代即开始翻译萧伯纳的作品,80年代在《文史哲》等杂志发表了多篇文章。1989年出版的专着《萧伯纳研究》是作者50多年的研究积累和总结,对萧伯纳的创作哲学、戏剧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一些重要戏剧的解读很深刻。比如,分析《人与超人》的第三幕时,作者援引剧中台词,指出现代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不是生之力,而是死之力;对《圣女贞德》中的宗教矛盾和民族国家崛起进行了分析,认为贞德既是基督新教殉道者,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代表。此外,该书对萧伯纳的悲喜剧理论以及现代悲喜剧做了非常透彻的阐释。作者认为,萧伯纳戏剧的真正主人公是民族、国家或者人类社会。这些论点都很有深度,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对于萧伯纳与莎士比亚的对比,该书也写得很透彻,指出萧伯纳之所以高度推崇易卜生、高调贬低莎翁,是因为他反对戏剧创作中凌空蹈虚的倾向,认为莎士比亚设计的很多场景远离生活现实,如女巫、一磅肉的契约等。可以说当今萧伯纳研究的绝大部分文章或专着都达不到这本书的水平。王佐良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中,对萧伯纳的评价较以前更为客观、更加深入:“向旧世界挑战,嘲笑它,讥讽它,鄙视它,但是又始终站立在那个世界的边缘,没能跨进新的世界:这便是英国现实主义戏剧家萧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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