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生物活性基础看，药物作用对象都是人体，通过影响机体的主化代谢过程进而影响生理和病理等状况的改变，而呈现治疗作用。基于此，中西药学可用共同的术语或指标来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最终会达结合与统一。 现实临床用药情况已提出要求，中西药学应当结合与统一。尽管存在这两种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药物和用药规律，然而一个现实早已摆在面前，即中西药同时应用于同一患者身上的客观存在。有些是以两类药组成的成药供给患者；有些则是分别由中医和西医处获得而同用等。那么，如何考察、分析、判断用药的合理性呢？若按不同医药学理论为依据，难能取得一致结论，因为标准不一。而对此种情况，为对患者负责，为提高治疗水平，应当有个统一标准。统一标准的确定，只能是中西医药学结合与统一以后才能做到。

从医学的发展规律看，中西药学的结合与统一，亦属必然。任何医药学的发展，均需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结果。作为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结果工作，最相接近和应优先吸收的内容，则应是彼此吸收对方之忧而丰富和发展自己学科。这两种医药学的药物学互相吸收的顶点，则是彼此结合与统一，从两种药物学的具体情况分析，并非在各方面均属优缺各半，势必有在结合与统一后的新药物学中，何者为基础与核心的问题，这将在下边论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中西药学在吸收彼此优点而丰富和发展过程中，将会达到结合与统一。

二、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是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基本内容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是把人体的平衡状况和药物对这种平衡状况的影响，放到整个宇宙中来考虑的，不仅包括自然因素，亦包括社会因素；不仅包括外在因素，更强调内在因素，总之，考虑人体、药物及二者关系时，所涉及的可变因素，其多样性和综合观，是其它医药学理论体系所不能比拟的，故能容纳其它医药学的内容，起码是比其它医药学理论体系容纳中医药学的内容要多，这在中药学药物运用中能充分反映出来。突出表现在中药对人体平衡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针对所见现象或某一病症，而是针对机体的功能系统或称功能部位。如肝心脾肺肾、气血、三焦、六腑等，而这些功能系统或部位又互相关联和影响，故又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正是这种综合考虑而采用相应药物，使得药物的总体针对性更强，不良反应更少，故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后的新药物学，应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具体内容则以中药学相关内容为核心。此为根据之一。

根据之二，从近代对中药学尤其对中药的研究情况看，站在西医药学理论体系对中药进行了大量的现代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结果。如弄清了中药中不少成分的存在及结构；以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表述了中药的不少活性方面；更从中药中吸收不少物质而成为新西药（包括单体如麻黄素、化合物部位如山豆根总生物碱、整个中药乃至复方中药等）。然而这些研究结果由于没能及时纳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而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拿从中药中所得到的新西药而言，尽管按西医药学理论能治疗不少西医药概念的疾病。但因没能考虑到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的相关用药规律，却难于完全准确地使用而取得应有的疗效，反而出现了不少不良反应，近年对人参、甘草等中药的不良反应报道，屡见不鲜，即为明证。例如人参，西医药学研究认为其有强壮作用。故用作强壮药。然而并非所有人用后均能起到强壮作用，甚至引起对机体的损害。因为人参从中医药学角度讲，具有大补元气的功效，大补元气与强壮并不能等同。大补元气是针对虚证才有效；而对实证，不仅无效，反倒有害。

总之，把中药纳入西药学，是难于完全容纳的，然而，若将西药按中医药学理论进行研究，使之具备中药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使西药变成中药，成为中药学中的药物。对这种中药化了的西药，按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相关用药规律使用时，则不仅能使其原来的内容得以保持，更能提高其治疗水平，即治疗功效的针对性更强，不良反应减少。就拿四环素来看，其对急性细菌感染疾患效佳，而这类疾患，从中医药学分析，属实热证，有时夹湿，如急性菌痢。既然具效，则表明其具中药相关内容性味：苦寒；功能：清热解毒燥湿。所以适于实热且夹湿证。此药在西药学中，虽对慢性细菌感染疾患并没规定为禁忌，但疗效不佳却是事实。这从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用药规律较易理解。因为此时的细菌感染疾患往往属虚证，有的又偏寒证，对虚寒证是不宜使用苦寒药的，起码不宜单独使用。使用于慢性细菌感染之疾患，是违背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用药规律，当然不会取得良好功效。可见，把西药纳入中药学，是能够容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