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汉化佛教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

在医药方面，80年代以来，已出现一些论著涉及到佛教医药的历史， 但多停留在史学范畴内，停留在文献学的阶段(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剥去佛教医药的宗教外壳，它从来就是要解决生老病死实际苦难的，因此“古为今用”是本文的基点，谨以部分药学内容为例，探讨汉化佛教对中医药的影响，探讨佛教医药开发利用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佛教医药内容散在浩翰的《大藏经》中，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把医药各学科都兼顾到。而且也不可能同时探讨或比较藏传佛教中医药内容，尽管藏传佛教的前峰远达蒙古族(蒙藏医药体系相同，但也各有特点)，并影响到了五台山，这些都有待进一步作专题性研究。

1 原始佛教中的医药内容

原始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其宗旨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佛教宇宙观 和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是“四数性”：四谛(四大真理)，“苦谛”之中就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其它则为精神上或感情上的痛苦。解除生、老、病、死之苦，单纯靠说教是不行的，因此医药知识一开始就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的医术最高，故有药(医)王的别名。最早的《佛医经》(Sutra of Medicine)强调医王“四知”：诊断、病因、制药和治疗，而且认为“疾病与生俱在”。《诸德福田经》得福七法之一为“常施医药，疗救众病”。由此 可以肯定“佛教医药学”(Buddhist Medicine)的客观存在，也是布教的需要。另一方面， 僧、尼四海为家，到处飘泊，亦需要医药保健知识。只是近代医药学现代化以后，传统医药在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才逐渐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佛教的哲学思想和医药理论均带有明显的古希腊色彩，而与吠陀经相佐，吠陀医经的理论基础是气胆痰“三体液论”(Tridosa)，近时学者认为印度的“dosa ”不等于“humors”，而近于中医的“三焦”，是一种上、中、下的区分。为了与“地、水 、火、风”四大相吻合，佛教医药在气。胆、痰之后加一个合并气胆痰综合体液，变成“四体液”，这又与古希腊医学的“血、痰、黄胆、黑胆”“四体液”在内容上不同，可谓“不三不四”的演变。由于本民族和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吠陀医药、婆罗门医药的内容，特别是在方药方面，传到中国后更是如比，凡天竺者，甚至中亚、西域医药知识，一旦被汉僧或中医吸收、掌握、发展，也笼统地称为佛医药。

著名的僧医有Jivaka(公元4世纪初，在华期间行医，活人无数。非通常译为与佛同时代的医耆婆，或译为耆域、只域、时博迦)、Craka、Vagbhata等，把《佛医经》翻译介绍到中国的高竺律炎，也是天竺人，其医学理论的核心是地、秋、风构成人体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或者发生异常，便会生出4科404种病。《药师佛全书)和《治病秘要》分别介绍15种和12种疗，内容十分丰富。

印度原始佛教的自然科学成分比重较大，这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上，花、草 、果、药皆有名(见《翻梵语》)，而且如同其它民族用名一样，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的现象很普遍，如莲花少就包括了睡莲科Nelumbo nucifera和NymPhaea alba两个种，沉香、兜楼香、梅檀香也如此。佛香的来源广泛，用途有浴香、涂香和焚香除了在佛事活动中起到环境消毒和醒神怡神的作用外，也用于医疗。据初步统计，《大藏经》涉药用动、植物有500余种。由于语言、物种分类和分布知识的限制，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失真，讹误是很正常的现象。例如郁金香所指是藏红为花，为制香的贵重原料，但我国古代本草学上一直与郁金混为一谈，且重出番红花一条。李时珍云“郁金香是用花，此(郁金)是用根”。在《本草纲目》 郁金香条下记载佛书上译名“茶矩摩”正是藏红花的梵名。

2 丝绸之路的双向性

“丝绸之路”系因中国人发明丝绸，极大地改进了人类的穿着而闻名于世。中国的大黄 、麝香等名药很早就传到了中亚和欧洲。交流是双向的，印度佛教首先传到了中亚，再经丝绸之路东渐，影响中国，这可从汉译佛经的第一人安世高为古安息国(今伊朗高原东部)人得到证实，其后的汉译佛经大师竺法护、鸠摩罗什更是久居甘、新丝路的侨民或混血僧人。 原始佛教在这条有名的丝路上东进，受语言和民族等因素的影响，逐渐改变其外在形式。现已发掘的尼雅遗址佛塔、楼兰故域佛塔均为上塔，就是佛教传入途径的最好物证。

佛教医药随着佛经传入，并且对道家名医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中医也对印度的吠陀医学和佛教医学施加影响，脉学著作被译成梵文，但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在国内外均处于空白状态。

丝路上的信息传递虽慢，但很准，如听商人讲述咀叉始罗(今拉瓦尔品第附近)有僧医Ghosa善治眼病，中国帝王不远千里将他请来，使王子重见光明。公元519年奉命出使西域取经的宋云到达乌场国，婆罗门僧医治好他的病，回国后无疑对佛教医药加以宣传，鼓吹引进。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史实。

3 汉化佛教中的医药内容

《大藏经》中包含佛教医经的译文，如：《捺女耆婆因缘经》、《温室洗浴众僧经》、《龙树菩萨药方》、《人身四百四病经》、《婆罗门诸仙药方》、《天竺经眼论》、《婆罗门药方》等。安世高、竺法护、佛图澄、义净等早期大译经家均兼通医药，义净等在译经时还对地、水、火、风为病加以阐发。

佛教名医耆婆的万物皆药思想对孙思邈、李时珍等医药学家产生重要影响，药物种数不断增加;同时药王和医王崇拜的思想，对民俗民风的影响更是十分广泛和持久。

丝路上新出现的医药内容，如《耆婆医方论》、从《千金翼方》保存下来的资料看，用药既有天竺和西域所产，也有内地药材，表现在药物使用上的结合。有趣的是在吐鲁番出土的《五脏论》医学卷子，有署名为《张仲景五脏论》者，内中谈及印度古代名医耆婆;署名《婆五脏论》者，内中主要内容为阴阳五行，表明两种医学体系交流与竞争。

僧医临床治病对象上至帝后，下至众生。有从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来的僧医佛图澄为赵王太子治好其它御医束手无策之病。二十六史医药学家传记中沙门洪蕴传、法坚传、僧智缘传等均为当时著名的僧医，甚好为御医，另有道家陶弘京晚年受五大戒，归铱佛门。孙思邈称他“道合古今，学禅数术……，深入不二(不二法门)，则今之维摩洁耳”。所著《千金翼方》是最早提到《大藏经》的医籍，从“四大”医理、医德，到“万物皆药”的思想均予吸收，多处引用《耆婆医方论》(二十六史未见著录)，有的可能是孙思邈本人发挥，如该书卷22所引“耆婆大土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年不老方”，从方名到组成(紫石英、白茯苓、麦门冬、防风、芍药)均为纯中医药，只是冠以耆婆之名，于主治中夸大其辞(“万病皆愈”)，涂上“须持五戒十善，行慈悲心，救护一切”的佛教色彩，也可能是僧人为了传教的需要而杜撰，但被孙思邈兼收并蓄。再有正史传记虽未载其与佛门关系，但从《高僧传 》、《居士传》内得证所信乃佛，前者如晋时高僧佛图澄、于法开，后者如胡洽(《百病方》) 、王肯堂(《证治准绳》)。故僧医当是以佛事为主

，兼行医道，而医僧则是以医为主，信仰佛教而已。无名氏僧医，治好顽疾亦见于史书，如宋书符瑞志记录一沙门用黄散治愈皇帝经年不愈的手创的案例，此种黄散日后皇帝征伐受伤累用见效。

据很不完全统计，与佛教有缘的有名氏医者有30余人，无名氏更多，把二十六史传记和历代高僧传中提到的僧医或医僧全部整理出来，估计有百余人之多。其临床经验必有可取之处。天王补心丹源于“毗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妙补心丸”以及印度和西域香药的大量引进并形成活血化瘀、芳香开窍一类治则就是明证。

寺院医学盛行。寺院医学(monastic medicine)随着佛教的昌盛而兴起，亦随佛教的衰落而近于消失。南齐萧子良等曾设“六疾馆”(佛教医院的雏型)，北齐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曾设“疠迁所”，把隔离麻风病人的措施介绍到中国。释智岩于公元643年在南京办佛教医院。武则天执政时期大兴佛教，

拨款办病院，此种作法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唐懿宗咸通8 年(公元867年)大病初愈，既复兴佛教，又加强佛教医院僧医的培养和管理。浙江萧山竹林寺建于南齐，该寺女科肇始宋代，清初流传于民间，《竹林寺女科》远近闻名。寺院种药、贮药、施药的传统还经金具和向传到日本，唐伯提守即有施经院。僧人乞药用于制药治病， 有伦敦博物馆图书馆藏敦煌卷子S.5901为证。“名山僧占尽”，设在荒郊野岭的寺院，条件自不如城镇优越，但自采草药和武僧跌打损伤药的创用是其特点，五台山、峨嵋山、九华山 、普陀山、蒿山等处就留下不少方药有待挖掘整理。此外，敦煌石窟的医药卷子和部分壁画上的动植物可能与医药有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刻有初唐方剂100余首;内蒙辽代古塔的天宫中发现有距今1000多年的药材，均提供了宝贵的佛教医药实物证据。即使到了酉医药和中医药保健体系大普及的今天，少数寺院仍坚持办义诊所，少数僧人仍坚持行医，如福州开元专的堤润法师，在用草药治疗疑难病症方面，海内外皆有盛名。值得注意的是，佛香在寺院的广泛使用，除心理气氛的营造作用外，焚香过程中释放出的化学物质多有环境消毒作用， 香汤浴沐和涂香更有皮肤直接吸收的效果，其防病保健作用不言而喻。苏轼诗《佛日山荣长 老方长五绝》云“……水沉(即沉香)销尽碧烟横;道人(即和尚)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栗 汤。”正是寺院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本草方书的影响表现在吸收外来药物因地制宜地配制良方。《名医别录》首载沉香、薰陆香(乳香)、鸡舌香、藿香、詹糖香、枫香、苏合(香)、紫真檀木等，表明其著作年代不会早于东汉末年，梁陶弘景认为这些香很少入药，主要是供合好香用，而合香又主要是供进香者用。《唐本草》首载的安息香、龙脑香、苏方木、胡椒等至少在晋代佛阁澄时已引进， 只是未见本草收录而已;新增的河梨勒、毗梨勒和庵摩勒，佛医奉为“三果”，见于经典，在两汉时已流传于西域，已故当代名医凌一揆曾指导药厂开发三勒浆口服液，主要原料就是 “三果”。《图经本草》转述张仲景面煨河子治气痢，可能属实。《传信方》记载刘禹锡之子患赤白痢久治不愈，服河子汤甚效，而河子甘草汤正是广州法性寺的常用方。至今藏药中三果仍为极常用药物。李时珍《本草纲目》引据书目中就有《金刚经》、《金光明经》、《圆觉经》、《法华经》等，并记述20余种外来药物的梵名，从而推测李时珍还查阅过《翻梵语》之类工具书，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的来源之一是释氏书和《五台山志》等佛教地志类文献，峨嵋山僧采普贤线以为上药，福州开元寺造优质建曲、灵隐寺僧治外痔的事迹赖以保存。特别是据《五台山志》发现寺僧采旱金莲作茶待客，现已开发成治上呼吸道感染的金莲花片。康熙大帝亲自从五台山移栽金莲花于避暑山庄，有诗句“曾观贝叶志金莲”，透露此帝信佛，且竭力寻找佛经中中土不产之圣花的代用品。世宗更谓：“虚空独有金莲号，图谱考莫从我来。”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前代确实将此种植物与佛教联系起来。此例可证佛教在传播过播过程中与当时当地实际相结合促进了新草药的开发利用。

4 佛教医药的前途

原始佛教医药本是“四体液”和“三体液”论的混合体，同时又继承了婆罗门和沙门的医学思想在其传播过程中还不断吸收各民族医药而扩一充并丰富起来，但在遇到中医药体系后，却不能;将其同化，反而被中医药体系所异化，即使是隋唐鼎盛时期，亦未能动摇阴阳五行和脏腑理论，这种历史过程说明三体液与阴阳、“四大”与“五行”。千年碰撞仍难以融合，但不等于说中国无佛教医药可言。所谓佛教医药，当是指僧尼自救或救人所用的一种科学手段，药物的或非药物的疗法都包括在内，采用什么种类的医疗思想，产于何地的药物并不是划分佛教医药和非佛教医药的界限。其地位不亚于民族药，而且是跨民族的，是传统医药学的重要分支。原因就在于僧尼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所处的人文自然环境亦有特异，循此思路前进，我们将从《大藏经》和相关文献。以及残存于现代的医疗经验中，发掘出有效新方药，为大众健康服务。

药王崇拜思想的传播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佛经中药(医)王Vaidyaraja就是佛的化身，有时直呼药王(师)如来或药王菩萨，都是崇拜的偶像，在拉萨和陕西耀县都命名了类似的药王山。药王庙几遍全国，本世纪上半叶的北京就有9座之多。古印度名医香婆Jivaka与佛同时代，倍受孙思邈的尊崇，称为“大医”。后世印度僧人常以耆婆为姓，高僧鸠摩罗什之母为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国王之妹，亦取名耆婆，故有鸠摩耆婆之号，甚至山水鸟鱼均以耆婆命名。宋代以后开始尊奉神农、扁鹊、韦慈藏等为中华药王，并形成庙会交易药材的盛况。

以当代医药学问最大者为药王的风俗更贴近生活，这是因为难治不治之症永无止境，长寿的企望永无止境，名医效应将伴随任何一种社会形态至永远。

药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新途径：坐禅饮茶、佛香醒神疗疾(近代花香治病为自然疗法者极力倡导)，以及具有特殊疗效方药的挖掘，都是与佛教宗旨一致的行为，而且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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