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委托人通过市场搜寻代理人时并不知道谁对自己的企业有效。为了拥有一位有效的、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所有者必须不断在市场上寻找。企业搜寻的时间越长，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越小，找到有效代理人的可能性越大。然而随着搜寻时间的延长，边际收益逐渐减小。企业获得代理人的有效收益E(t)是企业搜寻时间t的增函数，但其增长幅度是递减的，在数学上表示为一阶导数?坠E(t)/?坠t>0，而二阶导数?坠E2(t)/?坠t2<0。同时搜寻是要花费成本的，包括获取信息、组织人力、招聘等成本，假定搜寻工作的成本C(t)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提高，且边际成本递增，亦即数学表达式为一阶导数?坠C(t)/?坠t>0，二阶导数?坠C2(t)/?坠t2>0。

可知，合理搜寻的时间选择应该是获得代理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坠E(t)/?坠t=?坠C(t)/?坠t，这时所有者得到最大的净收益，付出的最优搜寻成本为C(t?鄢)。

2、激励成本的最优化

信息不对称在事前表现为逆向选择，在事后则表现为道德风险。委托方通常无法直接识别和观察代理方的努力水平，合约也并不能确保代理人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工作。为此他必须设计一定的激励机制来诱使代理方最大可能维护委托方的利益，避免偷懒行为，试图让代理人像股东一样行为和思考(事实上这永无可能，但在管理手段上是有效的)。这种为减小代理人道德风险行为而付出的代价属于激励成本，它包括激励机制的设计成本和运行成本，并存在于货币化和非货币化两种形式。目前，企业对代理人较流行的激励方案主要有薪酬激励和持股激励两种。实践表明，这两种政策都相对有效地解决了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低成本激励功能，但它们对代理人而言，更主要表现为一种货币效益而不是剩余价值。因此这两种激励政策的成本收益仍需要衡量。

若用C表示激励成本，由薪酬或期权、股份给代理人带来的货币效益值为W，f(c)表示由激励政策带来的附加效益，它随激励成本的增加先递增再递减，即斜率由正逐渐下降为负，这是因为薪酬或持有的股票迅速增加给代理人带来的边际效用逐渐降低。随着C的变大，f(c)无限接近于0，但不会小于0，因为此时经营者的气质无限接近于所有者的气质;同时，仅有当C≥C0即代理人的附加效益f(c)≥0时，激励政策才有效，否则将没有意义。这样，对激励成本而言，当委托人付出的激励货币效益与附加效益之差即W-f(c)的值最小时，激励成本达到最优C?鄢。

3、监督成本的最优化

委托人设计一定的约束机制来监督和控制代理人的道德行为同样可减小代理人道德风险及其带来的损失。企业设计和运行约束机制的支出就属于监督成本，如建立监事会、设立独立董事和内部审计机构以及定期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等。此处的监督成本包括两部分：Jensen & Meckling所讲的由委托人所发生的监督支出和代理人所发生的担保成本。假定监督支出为T，则担保成本为F(T)是监督支出的减函数，减速由快变慢，担保支出最终无限趋近于零。随着治理结构的复杂化，对于监督成本C监=T+F(T)，当T=F(T)时，监督成本发挥最大效用，达到最优。

4、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由于各种制约因素而无法制定最理想策略，限定代理人执行最佳决策的成本，或执行次佳决策所需的额外成本。分析委托—代理成本时通常将其视作常数。5、不可控成本

尽管存在监督，代理人仍会有不当行为，如雇员用途不明的过量开支。此时，委托人的财富会遭到损失，产生不可控的成本。分析代理成本时通常也将其视作常数。

基于上述讨论，对模型：委托—代理成本=搜寻成本+激励成本+监督成本+机会成本+不可控成本而言，结构化了的代理成本优化思路即是探讨每一类成本的最优水平。由于我们将机会成本和不可控成本视为常数，因此代理成本最优化的控制关键点就集中在搜寻成本、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上。

三、委托—代理成本最优化下公司的治理机制建设对策

企业的合理存在在于代替市场，降低交易费用，而公司治理机制又是一种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及相互间的制衡关系。为降低代理成本，可从如下方面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

1、加强人才储备，培养合适的管理人才

管理者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应该加强对人才的储备和培训。完善人才选拔制度，尽可能降低搜寻成本，提高选拔的效率和效益。

2、改革激励机制，注重对经理人的长期激励机制建设

人们已经发现，过多的短期激励收入可能会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这是由决策的滞后性和短期化行为倾向决定的。因此，运用各种长期报酬手段规避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可减少代理人短期内的投资不足和低效，还会激励代理人的长期风险意识和责任感，降低激励成本。

3、鼓励参与治理，增强股东和员工对代理人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