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了关于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意义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我们一起仔细阅读下吧。

摘要:公司资本是公司赖以生存和对外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障有重要意义｡但随着融资技术的革新和资本理性投资功能的增强,公司资本的担保功能在逐步减弱,并限制了公司便利筹资､自由经营的空间｡因此,各国的资本制度逐渐走向宽松和灵活｡我国原有公司资本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公司法》的修订为我国公司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奠定了坚实一步,并在促进公司发展､保护债权人利益,实现整个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上发挥重大作用｡

关键词:公司资本制;法定资本制;折衷资本制;公司法

一、我国原有公司资本制度的缺陷

我国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以“安全”作为首要目标,确立了以资本三原则和法定最低资本额为核心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目的在于:规范现实中大量皮包公司存在,对市场交易安全构成的极大威胁;防止公司设立中欺诈､投机行为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保证公司资本的真实可靠｡

然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不但没有达到充分保护债权人､维护交易安全的预期目标,公司虚假出资､抽逃资金,资本被掏空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且严格恪守资本三原则,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对外融资､股东利益的维护､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等都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主要表现在:

1.过高的法定最低资本额要求｡我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但1993年《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资本额却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无疑抑制了公民投资的积极性,阻碍了公司的设立｡ 严格的资本确定制｡设立公司时,出资人或发起人必须全部认足并缴足股款,公司登记机关才能予以登记注册,颁发营业执照,公司始得成立｡这造成了资本的闲置浪费,不符合经济效率的原则｡在出资形式上,将股权､债权等形式的出资不当排除在外,并对实物出资实行严格监督和控制,尤其对无形资产出资比例规定过低,无法适应高科技技术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严厉的资本维持原则｡将公司对外转投资的累计数量机械地限制在公司净资产50%之内,公司发行公司债的累计数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40%,限制了公司的经营自主权;禁止公司回购自己的股份,对公司进行以建立员工激励机制为核心的制度创新设置了障碍｡ 呆板的资本不变原则｡对公司形式增减资和实质增减资不加区分,一律须践行债权人通知和债权人异议程序,造成公司增减资本困难,使得公司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

二、新公司法下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

面对法定资本制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加快资本制度改革,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真正发挥功效,已成为我国公司立法面临的紧迫问题｡故此次《公司法》的修正,在对我国立法经验进行总结,并深入了解､研究公司资本制度发展演化趋势及其本质的基础之上,对公司资本制度做出了重大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折中授权资本制的确立｡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其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第8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折中授权资本制的确立,兼顾了企业筹资的快捷､便利,解决了发起人筹资困难的问题;避免了公司资本的闲置,提高了资本使用效率,同时也考虑到公司资本信用对外彰显以保护债权人的功能｡ 降低了法定最低资本额｡新的《公司法》第26条第2款,取消了对不同行业的公司进行分门别类的规定,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统一规定为人民币3万元;第81条第2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法定最低资本额的大幅降低,一方面拆除了中小投资者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障碍,有利于保持必要的市场竞争､繁荣经济,同时也与我国现有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适度的最低限额规定,有效避免因滥设公司可能衍生的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的高成本,同时公司拥有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可保障成立后的正常生产经营之需,避免了空壳公司的产生｡ 　3.出资类型的多样化｡新《公司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该条规定在明确了知识产权出资的同时,为其他财产出资留下了拓展的空间,实质上取消了股东出资形式的限制｡既保障了股东投资的自由,调动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为投资行为扫清了障碍,又拓宽了公司的融资渠道,为其充分利用潜在的投资资源打开方便之门,促进了公司的发展与繁荣｡此外,该条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放宽了对实物尤其是高新技术作价出资比例的限制,使人力资本､物力资本得以发挥最大的作用,体现了资本效率目标,并将对我国高新技术的进步和高新产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公司取得､持有自己股份限制的放宽｡相对于原公司法律规范对公司股份回购的限制,此次《公司法》的修改,无疑在该问题上迈出了重大一步｡依第143条的规定,公司在下列情形中,可以收购本公司股份: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公司回购自己的股份有利于以较低的成本强化异议股东“用脚投票”的权利;有利于减少股东间“搭便车”的问题,促使股东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也有利于控制自己公司的资本市场价格和企业的资金使用量,该规定还为通过开展职工持股,调动公司管理层和职工的积极性､实现企业的合并和重组,开辟了一条便利的渠道｡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引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也称“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是一项源于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认是为了协调因股东有限责任制度被滥用而导致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利益失衡,实现个案的实质公平｡修订后的《公司法》引入了该项制度,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条的设立,使债权人在出现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资金使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可以直接向负有责任的股东追偿,既对具有虚假出资､抽逃资金的股东予以有效的惩治与警戒,也填补了资本三原则对债权人利益保障的不足,以事后救济机制构筑起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安全网｡

6.注册资本检验制度的健全｡在原有严格法定资本制下,资本确定原则未能起到杜绝资本虚增灌水,确保股东出资到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验资制度的不健全｡由于我国社会中间力量缺失､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不良的现象普遍存在,部分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求得生存,以出卖虚假验资证明为业,使未达到资本限额要求的公司,可通过造假得以合法注册,严重地损害了债权人的权益和交易安全｡在折中资本制下,如果没有发育良好的社会中介组织,由于管制的放松,有可能使公司的资信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如何对会计师事务所等验资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督,规范公司登记注册的程序,保证公司在对外关系中具有最基本的资信,是确保实现我国折中资本制目的､维护债权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的关键所在｡新《公司法》第208条,针对验资机构违反法律的规定,提供虚假验资报告､证明行为应承担的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责任特别作了规定,这对于社会中介组织的培养､社会资信状况的提高,势必产生重要影响｡

三、对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评析

从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可以看出,我国公司资本制从以强制性规则为主,充分保障债权人利益为目标,以事先形式安排为模式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向着以实现公司及股东自由决策为主体,以提高公司效率为目标,强化过程监督和事后救济模式的折中资本制度转变｡这既是世界各国公司资本制度发展的趋势,也是对资本制之真实本质反思与回归的体现｡公司资本制度的价值理念到底是什么?是为了使公司更广泛地筹集到资本而便利地设立公司,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商机,实现对效率的追求,还是最大程度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实现市场交易的安全?法定资本制的实践已证明,试图通过法定最低资本限额的设置,资本确立､维持､不变三原则的严格执行,来实现债权担保功能的结果,只能是预期价值与现实功效的背离｡因此,将股东视为具备诚信的基础,给股东最大限度的自治空间,在公司设立之时,赋予其以最为简便的筹资方式,便利地设立公司;在公司运营中,体现股东对公司风险决策享有自主决定权,以便公司有效地抓住瞬息万变的商机,实现资本制度本质价值的复位——筹集资本与高效运营,是我们在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当首先考虑的｡那么,在资本制褪去了债权保障功能之后,如何更好地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有限责任的滥用,在股东权利与债权人利益之间实现最优的平衡呢?这需要在资本制度之外建立一个有效的债权保障机制,包括公司设立时的信息披露机制,使债权人根据披露的信息预期自己的利弊得失;公司设立后营运过程中有效控制公司资本不当流失的机制,使债权人及时掌握公司资本的重大变动,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公司设立的责任追究机制,使债权人在股东滥用公司人格并将过度风险不当转嫁给债权人时能有获得救济的途径｡

总之,《公司法》的修订,为我国公司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一步｡相信随着公司治理机制､社会信用机制､责任保险机制､债务担保机制等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在促进公司发展､保护债权人利益､实现整个市场经济良好运行上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正华,彭春文.资本运营的商事法律保障[J].政法学刊,2003(6).

朱慈蕴.公司资本理念与债权人利益保护[J].政法论坛,2005(3).

任雪,李皓.中外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比较与启示[J].韶关学院学报,2004(5).

任尔昕,史玉成.论信用短缺时代的我国公司资本制度[J].政法论坛,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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