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了关于信息不对称与金融风险问题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我们一起仔细阅读下吧。

[摘　要]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金融风险，显着地降低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金融中介和金融制度在处置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上具有卓有成效的作用。信号传递、激励相容约束和其他制度安排在改变信息机制、强化风险控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说，金融风险源于交易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是紧密相连的，永远达不到绝对完全和对称的状态，即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是常态，金融风险是必须面对的。

一、 信息经济学中的风险描述

信息经济学认为风险是由于不确定性(uncertainty)而引起的可能性;相应的，金融风险就是人们在筹集和运用资金的活动中由于不确定性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风险概念的核心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人们进行经济决策时不可能知道一切相关知识，更不可能准确地预见未来，这就决定了人们从事任何经济活动都会面临风险。然而，风险是可以减少的，减少不确定性就可以减少风险。根据申农的信息论，信息就是用来消除某种不确定性的东西。所谓不确定性实质就是一种信息不完全的状态，如果信息增加，不确定性就会减少，风险程度也就相应降低。

显然，不完全信息与风险有着本质的联系，或者说，不完全信息就是风险形成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交易行为中，根据交易双方在信息占有方面地位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不完全信息状态区分为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两种情况。

在金融风险中，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国家风险等都属于对称信息条件下的风险。因为一般来说，影响这些风险的变量(利率、汇率、国家政策等)人们都不能事先得知，而只能在市场上共同观察到。以利率和汇率为例。正常情况下交易双方都不可确切预知未来市场价格的变动方向(从而占据信息优势)，而只能根据公开的信息和市场供求状况作出预期，因而信息对称。利率和汇率的波动有可能给某一方带来风险，但这种可能性对金融交易双方来说是对等和公平的。在证券市场风险中，系统风险也属于对称信息条件下的风险，其中的风险因素包括政策、政治事件、经济周期、自然灾害等。正常情况下，这些信息变量在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分布是均等的，因而市场参与者面对的风险水平也是一样的。

然而，现实是，这种信息对称是相对的，信息不对称才是绝对的。以金融市场上的政策风险为例，由于我国金融体系预算软约束、体制漏洞严重、立法执法滞后，本应在政策信息对称的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活动，往往由于一部分市场主体，尤其是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通过不正当渠道事先得知政策动向，使交易性质发生逆转，成为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交易，这时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能够利用重大信息公布的时间差操纵市场，进行内幕交易，将风险转移给市场交易的另一方(主要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中小投资者)，使其承担额外损失。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本文才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金融风险及防范作为探讨的重点。

二、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金融风险及实证分析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从事交易活动的双方针对交易对象以及环境状态的认识是很难相同的，其本质原因在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因此，人们对与自身相关的信息的占有量总是多于他人，即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含义有两点

(1)有关交易的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例如，在银企关系中，企业对自身经营状况、前景以及偿债能力的了解显然比银行清楚;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企业了解自身财务状况、资金投向及收益等信息，而投资者所知甚少。

(2)交易双方对各自在信息占有方面的地位是清楚的，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缺乏相关信息，但可以知道相关信息的概率分布，并据此对市场形成一定的预期。例如，银行不能确切知道每个企业的清偿能力，但能估计所有企业还贷的可能性，从而预见贷款的风险水平。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不对称信息在交易发生前后会分别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金融市场出现这两种情况就会降低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影响资本的有效配置，造成金融风险。以下我们就分别讨论这两个问题

(一) 逆向选择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指的是：那些最可能造成不利(逆向)结果即造成信贷风险的借款者，往往就是那些寻找贷款最积极，而且是最可能拿到贷款的人。逆向选择产生的前提是交易发生前双方信息不对称，该理论是阿克劳夫(Akerlof)通过旧车市场模型(lemonsmodel)阐释的。在旧车市场上买卖双方关于旧车质量的信息是不对称分布的，卖主知道自己的车的质量，而买主只知道市场上旧车质量的概率分布，即平均质量，从而只愿意按预期的平均质量付钱。但对优质旧车卖主来说，这意味着他的车被市场低估了，他将退出市场;而对劣质旧车卖主来说，它的车被高估了，他愿意成交。但这时市场上旧车平均质量下降了，买主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将减少其愿意支付的平均价格，于是质量次优的旧车又会退出市场。重复博弈的结果，市场上只有劣质旧车能成交，市场交易量会很小，二手车市场的运作会很差。这就是所谓逆向选择机制。阿克劳夫由此解释了旧车市场充斥着劣质旧车的现象，并且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与传统经济学的商品质量决定商品价格不同，在不对称信息环境中，商品质量依赖于预期价格水平。

逆向选择的普遍存在加大了金融市场风险，降低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以信贷市场为例，由于银行与企业在投资风险方面信息不对称，面对借贷市场上众多风险程度不同的企业，当银行不能观察到项目投资风险或确定投资风险成本太高时，银行只能根据企业平均风险状况，决定贷款利率。但这样一来，那些低风险企业由于借贷成本高于预期水平而退出借贷市场，那些愿意支付高利率的企业都是高风险企业，因为从事高风险甚至投机性事业才能获得超额利润来偿付高利息。这时整体贷款的平均风险水平提高。银行在认识到上述问题之后，会采取进一步提高利率(弥补可能承担的风险成本)或退出信贷市场(“惜贷”或“慎贷”现象)。2000年以来，我国银行新增存款额大大超出贷款额，出现了12000多亿的存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信息传递机制障碍导致的逆向选择的结果。上述逆向选择问题在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一般采用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来解决，即维持较低利率水平，拒绝一部分贷款申请。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资本配置效率，但可以减少信用风险。如果不控制利率上升，逆向选择造成的金融风险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在我国曾出现过。前几年，我国部分银行片面追求完成储蓄指标，采取行政方式把任务层层分解到储蓄所。一些地方银行为完成任务，违反国家利率政策，高息揽储，再通过制造“隐性利差”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来弥补高息支出。按照前述分析，高利率导致逆向选择，贷款流向高风险企业，企业从事一般经营是难以得到超额回报的，于是转向高风险行业(如房地产、股票市场等)，增加了银行的债权风险。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支持，银行认为一旦陷入困境，政府就会采取救助行动，并且陷入困境的银行越多，政府就越不能袖手旁观，这样就导致银行趋向于采取高风险的信贷政策以获取高收益而无须承担巨额损失。

证券市场上同样存在逆向选择问题。易于取得信息优势的机构大户、上市公司钻国内证券体制缺陷的空子，进行非法透支炒股、机构与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活动，在整体上造成证券市场投机性和风险性非正常增大。另外，最近刚被取消的平均分配额度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干预造成了一些整体质量不高的企业上市。更严重的是，许多上市公司将股市视为低成本筹资的场所，并未随着企业的上市而真正转换经营机制，上市后很可能将自身的问题反映到市场上。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高的情形继续下去，必然带来股市整体收益水平下降、风险水平上升。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对不具备信息优势的一般投资者来说，要获得预期的市场收益就会承担较大的风险。这种高风险一旦为人们所认识，那些风险偏好程度高的投资者则会留在市场里，逆向选择问题就出现了。我们认为，一些金融机构营造的高风险环境，以及投机倾向强的市场投资主体在高风险环境中追逐超额收益的行为，就是我国股市持续过度投机的主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证券市场过度投机的背后，往往孕育着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对金融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打击是无法估量的，金融史上不乏其例。

(二) 道德风险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是私人信息的存在。交易双方达成合同时信息是对称的(至少双方都认为他们掌握对方的信息)，但在合同实施中，一方缺乏另一方的行动信息(或者因为取得信息成本太高)，这时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就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优势从事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另一方利益的行为。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于以信用为基础的各种金融业务关系中，是造成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在我国，道德风险对金融体系危害最大。原因在于

(1)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尚未确立，银行和企业所有权虚置，形成“内部人”控制，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可以取得收益却不承担经营风险带来的损失。

(2)金融体系复杂而又存在体制缺陷，国家和金融机构内部的监督成本太高。

(3)银企关系非市场化，银行信贷软约束与企业预算软约束并存，造成银行与企业经营行为扭曲，偏离利率最大化目标，容易形成风险。

从我国的金融体系来看，道德风险主要产生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参与者，并且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金融中介组织的典型代表就是银行。从国家与银行的关系来看，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深化，银行自主权加大，“逐利”的市场经济行为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加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工具日益繁多，银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对银行的监督成本和监督难度大大增加，银行有各种便利条件从事违规行为而不被观察到，从而造成道德风险。其主要现象有：违规炒股票或贷款炒股票;经营管理不善，特别是清理、回收贷款不利;超过行业风险敞口临界值向某一行业过度信贷;超过规定流动资金贷款余额比例提供信用;隐瞒风险状况和盈亏状况，逃避监管。这些行为造成银行亏损，影响银行信誉，危及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

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为企业和个人。以企业为例，道德风险产生于目前我国特有的银企债权、债务关系。银行对企业的不良贷款是我国目前金融风险中最主要的因素，除前述银行自身原因外，企业有意识拖欠银行债务(即道德风险)的影响更大。其表现形式有四种

(1)利用银行的监督困难改变贷款用途，甚至用于非生产性开支。

(2)人为的经营不善造成亏损，收不回投资。

(3)用做假账、转移利润等方式滞留贷款及其收益。

(4)用破产、合资、国有民营等方式转移资产，逃废银行债务。需要指出的是，日益增大的银行不良贷款已经影响到银行的正常运作，从几方面增大了金融风险。首先是流动性风险。贷款呆滞过多降低资金流动性，减少利润收入，问题严重的银行已出现支付困难。其次是汇率风险。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数量上升，可能造成本币对外币的贬值。引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东南亚各国银行不良资产比重过高，金融机构坏账损失严重。最后是通货膨胀风险。不良资产的上升可能倒逼中央银行为稳定经济环境和金融秩序超额发行货币，引发通货膨胀，而这又会进一步侵蚀银行资产。

道德风险滋生的另一个典型代表便是证券市场。从证券市场看，我国证券市场由于制度缺陷大量存在违规行为，这是一系列证券价格异常波动的重要原因。证券经营机构得以违规操作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事先得到政府和企业的内幕信息、国家监管制度的不到位以及技术操作的便利。证券业道德风险的表现有：机构大户操纵市场价格;券商与上市公司利用信息优势内幕交易;券商违规透支，鼓励投资者信用交易;证券公司违规从事证券回购业务，并将所得资金用于房地产、衍生工具等高风险事业。与商业银行不同，证券市场一旦出现对称信息环境，证券机构一般都可以将大部分风险转嫁给缺乏信息的中小投资者，这最终将制约证券市场的发展。

三、 对策探讨

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中介和金融制度是为解决经济运行中交易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而发展起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金融中介和金融制度也就是一种市场参与者应对不确定性(金融风险)的外部环境的制度安排。对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引起的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也主要是围绕金融中介和金融制度机制设计的加强和完善，尽可能地防止和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1 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和信息的不对称，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会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即所有能创造净剩余的交易都会发生)，但这个结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一般是不成立的。因此，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减少逆向选择带来的金融风险的办法是建立有效的信号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个目标来说，信号传递机制是指通过客观真实的市场信号传递有效的信息，使人们能用较低的成本甄别不同风险类型、不同收益水平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包括股票市场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和报告制度、证券评级制度、企业和银行资信评估制度等，都是减少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方式。

2 道德风险源于签约后“行动的隐藏”。减少道德风险带来的金融风险的办法是通过最优激励合同订立来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激励机制是指企业和银行的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制度，通过强化预算约束和经营约束，使其自利行为与减少金融风险的目标相一致。约束机制是指加强市场主体的内部风险监管机制，包括授权授信制度、信贷风险与资金交易风险管理制度，使风险指标化、数量化，按客观风险指标进行经济决策和业务监督。

在市场制度方面，应完善金融立法，严格金融执法。防范和化解信息不对称引致的金融风险还包括一系列相关措施的运用。

首先，政府要从市场机制上和法制上采取措施，制止由于不正当行为导致的人为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金融交易和风险转移。要取消消息披露方面的一些限制，让新闻界以及独立的金融服务机构(包括会计、审计、资信评估等机构)自由、充分地发布金融信息，尤其是披露不正当行为，改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其次，金融市场的稳健高效运行还需要先进的理论工具和技术手段作为基础。在理论方面，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和企业融资结构理论是确定金融资产风险与收益、优化资本组合的理论基础，但其在我国金融业的运用还受到体制和市场发育程度的一系列限制，致使资本配置效率低，风险得不到有控监控。在技术方面，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金融交易电子化技术是减少信息不完全度、不对称度，实现实时金融监控的基础，而这些基础设施在我国还有待大力发展。

最后，适时地引入具有“双刃剑”特征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减少信息不对称、规避金融市场风险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这需要我们从理论到实践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　参　考　文　献　]

[1]　江其务。论中国转轨时期的金融风险[J].金融研究，1999，(3)。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托马斯。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约翰。D.海。微观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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