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了关于城市商业银行效率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我们一起仔细阅读下吧。

摘要：本文应用随机前沿方法(SFA)分析了城市商业银行入世5年的效率及其平均值变动趋势。研究发现，城商行的技术效率的确受到无效率项的影响，而该项的负影响因外资银行持有而大大减弱。这说明近年来通过引入外资银行来改善城商行的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差、资本缺乏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的确明显提高了银行的效率。当然，引入外资只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最近，城商行开始组合成区域性商业银行、或跨省设立分支机构、或者筹备上市，这些做法对城市商业银行效率将产生何种影响，我们拭目以待。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效率;外资银行

城商行在加入WTO后的经营效率如何?效率有怎样的变化趋势?外资银行的引入对城商行效率的改善是否有我们期待的正影响?影响大小如何?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在Bankscope数据库所有的城商行数据基础上分析其效率以回答上述问题。

一、城市商业银行与外资进入

自1995年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深圳市商业银行成立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2006年二季度末，全国共有97家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达22925.9亿元，占同期全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6.6%。城市商业银行已成为我国银行业中的重要力量。

作为继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后的银行业“第三梯队”的城市商业银行，其成立和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有商业银行收缩机构造成的市场空白，较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和居民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则促进了银行之间的竞争，带动了商业银行服务水平、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刘锡良和辛树人(2006)对山东省11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研究显示，到2005年底，城商行的贷款市场份额为全省的7.03%，而投入中小、民营、科技企业的贷款占这三类企业已获得贷款总量的21-3%，这充分说明了城商行信贷决策中心贴近需求主体的比较优势。

城市商业银行在快速发展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问题。

首先是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问题。城商行大都是地方政府“一股独大”。城商行组建初期，人民银行规定地方政府入股最高比例为30%，单个法人持股不超过10%，个人不超过2%，这样地方政府就有了相对控制权。尽管近年来，监管当局一直强调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向分散化方向发展，但在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对东、中、西三个有代表性省份的20个城商行的调查中发现，各地方政府在城商行的平均持股比例仍高达24.2%。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董事长时常由地方政府任命，有时董事长和行长由一人兼任，从而使银行的经营决策和管理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进行。

其次是不良贷款比率偏高。城市商业银行是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信用社时期，信用社账外账经营、高息揽储及违规拆借导致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因此，城商行成立伊始就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再次是资本充足率比较低。2004年，按照旧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城市商业银行中能达到8%标准的仅占60%左右，剩下的40%低于这一最低标准，而这40%中还有近30%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为负数(韩文涛，2006)。如果按照新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资本充足率不达标的城商行会更多。

最后是城商行规模偏小导致的各种问题。2006年二季度末城商行的平均总资产230亿元，远低于平均总资产在5000亿元左右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在50000亿元左右的原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总资产少，资本额也少，碰到大的贷款项目，单个客户的授信额度很容易超过净资产的10%这个风险集中度管理要求的警戒线。另外，规模小也导致银行开发银行卡和金融理财工具等创新产品的开发费用得不到很好的分担，单位金融产品开发成本比较大，城商行认为创新不值得。

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并承诺在5年之内逐步取消外资银行在经营地域和业务范围上的限制。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而城商行自身又存在上述问题，这将使得城商行处于不利地位。为了持续经营下去，一些城商行引入了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理论上，外资银行的引入能够带来如下好处：一是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有利于形成持股比例较大、稳定性较强的核心股东，从而强化股权约束，减少内部人的控制。另外，外资银行参股也为地方政府逐步退出，优化城商行治理机制提供了契机。二是直接提高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三是提高城商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外资可以为城商行提供国际网络、先进技术和风险防范的经验，也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四是发展创新金融产品，外资银行可以带来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式，降低城商行对服务系统投资的需求。

自从1999年IFC以0.22亿美元的价格购入上海银行5%的股权以来，截至2005年末，外资入股的城商行有上海银行、南京市商业银行、济南市商业银行、西安市商业银行、北京银行、杭州市商业银行和南充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持股比例介于5%与24.9%之间，投资从480万美元到2.66亿美元不等，而且都向城商行派遣了董事。另外，外资银行对其投资的城商行都有经营上的合作或者管理上的帮助。汇丰入股上海银行后，双方于2004年1月合作推出“申卡”国际信用卡;IFC入股南京市商业银行后，组织委派了国际专家组对南商行的工作人员进行全方位的培训;澳大利亚联邦银行为济南市商业银行提供了涉及IT、信贷管理、内审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及资金管理的6项技术，双方还采取合作形式，建立并拓展按揭贷款业务;加拿大丰业银行向西安市商业银行派出专业人士担任副行长，参与银行日常管理;ING向北京银行派遣一名副行长和行长助理;澳洲联邦银行为杭州银行提供按揭产品设计方面的专业技术及产品开发技能;DEG向南充市商业银行派遣专家担任董事会下的关联交易委员会主任。因此，我们似乎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提高城商行的经营效率。

二、文献回顾

与一般企业相同，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对象也可以分为x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规模效率、范围效率等。X效率由Leibenstein(1966)首先提出，它是一种广义的配置效率，其主要考虑元素是激励;技术效率，指现有资源最优利用的能力，即在一定的投入水平下产出最大化或者在给定的产出水平下投入最小化;配置效率，指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实现投入和产出最优组合的能力;规模效率，考察单位成本能否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范围效率，考察单位成本能否通过联合生产而降低。 　早期的研究倾向于强调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近来有关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X效率、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研究方法，按照Berger和Humphrey(1997)的综述，主要有2大类5种方法。其中，参数类包括随机前沿方法(SFA)、自由分布法(DFA)和厚边界方法(TFA)三种，非参数类包括数据包络分析(DEA)和自由可置壳(FDH)。国内对银行效率的研究，运用DEA方法的有魏煜和王丽(2000)，张健华(2003)，朱南、卓贤和董屹(2004)，郑录军和曹廷求(2005);运用SFA方法的有刘琛和宋蔚兰(2004)，姚树洁、冯根福和姜春霞(2004)，迟国泰、孙秀峰和芦丹(2005);运用DFA的有刘志新和刘琛(2004)。

两类方法各有利弊。非参数方法的优点是允许效率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动，不要求对所有研究样本数据的无效率分布做预先假定，其缺点是假设没有随机误差影响银行业绩，由于忽略潜在偏误，随机误差的影响可能会包括到效率相的估计中。参数方法考虑了随机影响，但却事先设定了函数形式，因而可能导致效率估计出现偏差。由于我们研究的是城市商业银行2001-2005年受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不同时期、有没有外资进入的银行的效率会有显着的差别，即随机影响可能会比较大，因此，我们选择参数方法。

三种参数方法中，SFA是一个组合误差模型，其中的无效率偏误服从非对称分布，通常是半正态分布，而随机偏误则服从对称分布，通常是标准正态分布。无效率服从截断分布，其理由是无效率不可能为负值。DFA也是把无效率同随机误差分开，但方式与SFA不同，DFA对无效率和随机误差的分布都没有很强的假设。DFA假定整个时段上，每个公司的效率是不变的，而随机误差的平均值则趋向于零。TFA则假设与置信区间的偏离为代表随机误差，落在置信区间代表无效率。TFA自身并不能提供单个企业效率的点估计，它的目的是估计整体的效率。由于本文要考察银行效率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受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情况，采用SFA方法是最合适的。

三、模型及数据

本文使用的随机前沿模型

其中，i代表银行，t表示时间;Xi，表示银行投入要素，Y代表银行的产出，t表示不变速率的中性技术进步;V为随机误差项，服从;表示技术无效率，为非负随机变量，服从截尾(在0点截断)正态分布，由下式(2)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