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了关于贷款高估、资本外流和银行危机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我们一起阅读下吧。

摘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银行危机的发生一般都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和银行资产贬值。东南亚地区,金融政策伴随着体制的转型,往往出现政策的冲突和不协调,这容易导致银行信贷高估和资本外逃等问题。一旦存款者对政府担保丧失了信心,银行的脆弱性就会暴露,就会导致资本外流,进而引发银行风险。

关键词:贷款高估;资本外流;银行危机

在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很大。政府为了维持高增长率和扶植某些产业,指使银行对某些产业发放优惠贷款或补贴性贷款。由于市场价格信号的失真,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助长了某些产业盲目扩张和不考虑投资效益的倾向,致使大量贷款成为沉淀在银行系统,形成庞大的呆账或坏账。政府为了继续支持这些企业,就必须为存款提供担保,这样才能保证银行为贷款融资,这使得银行资产被高估。一旦存款者对政府担保丧失了信心,银行的脆弱性就会暴露,就会导致资本外流,进而引发银行风险。

一、政府金融政策与经济发展目标的冲突

一般说来,政府对银行吸收的存款给予保险或担保,容易产生两种缺陷:第一,政府监控和控制银行风险的动机是冲突的。政府一方面要保证银行系统的健康运行,另一方面要考虑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其他政治目的,这两方面有时会产生冲突,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更是如此。不管政府管理者多么关心改进效率,他们还是要把信贷补贴提供给特定的集团,延缓解决提供补贴贷款银行的损失,并从中获得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第二,存款保险和政府担保会带来道德风险。正如火灾保险:当个人购买火灾保险后,他们就会变得对防火失去应有的警惕。金融业也一样,政府对银行存款进行保险之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倾向,就会使他们冒更大的风险。而政府由于要达到经济增长和其他政策目的,允许被保险或担保的机构在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经营。一般说来,这可能加深偿付能力问题的严重性。

这种银行政策一般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对被选择的借款者实行政策导向的补贴:政策要求和鼓励银行向指定的集团提供贴息贷款。第二,对银行承担的风险进行补贴:政策提供给银行债权人补贴条款。第三,缺乏对补贴的监督和控制:政策没能使政府官员直接对控制补贴的规模负责。

二、银行贷款价值的高估模型

在上述情况下,银行的偿付能力很可能会恶化,这在某些转轨国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银行偿付能力暴露以前,政府持续的担保导致公众对银行资产的过高估价。

这里提出一个模型(Edward J. Kane,2000)来说明政府担保怎样使银行的贷款价值被高估。

假定贷款是永久的且银行资产全部由贷款构成,市场贷款利率为i,银行贷款的原始价值为a,则银行贷款的账面价值为A=a×i,假设银行对政策指导产业发放的优惠贷款利率为市场利率i的x%,补贴贷款占总贷款的百分比用s表示,则银行资产的潜在损失为i×(1-x)×a×s,即(1-x)×s×A。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补贴的储蓄担保,资产A的账面价值减去存款的市场价值(D)的值小于(1-x)s×A,参与这样的信用分配计划的私人银行将陷于偿付危机中。一般说来,未接受担保的银行的所有者权益头寸的市场价值(MVe)如下式所示:

MVE = A-s (1-x) A-D

在这里要求上式大于零,银行的偿付能力才能得到保证。

当银行被迫进行越来越多的补贴贷款时,上式很容易变成负的。为了使银行继续参与这样的计划,政府必须或者通过为贷款者还款提供担保来减少借出者的净风险暴露,或者必须提供给参与银行等值或更大的其他补贴。这里假设补贴采取提供银行存款保险的形式,它降低了银行的利息成本,降低的程度为每年d%。f代表政府向银行收取的每一个货币单位的储蓄担保的费用。参与信用分配和担保系统的银行获取的年净补贴可以表示为:

SN = dD-(1-x) sA-fD

每年补贴的折现值可以被描述为政府给予银行的净值(N/G)。如果每年的补贴持续T年,它的折现值可被计算为持续补贴的折现值减去在T年的清偿价值的折现值。假定银行资产的市场收益率为rb,这样NG就可表示为

NG =SN {1/ rb -1/(1+rb) T [1/rb]} =(SN /rb)[1-(1+rb) -T ]

明显的,当T变得越来越大时,NG越来越接近SN /rb。

作为一种无形资产,NG是每一个参与银行市场资本化(MC)的一部分:

MC=MVE+NG

只要允许银行以负的MVE经营,NG一定要比MVE大。当银行资产中企业所占部分为负时,银行就丧失了应有的偿付能力。银行偿付能力问题越严重,其所有者对未来利润的要求越难于实现。银行要想恢复偿付能力就必须获得足够大的收益以弥补资本的不足,使政府补贴负责的那部分资产净值小于MC。

政府每年支付的总补贴等于(d-f)D,政府支持补贴的能力依靠纳税人对政府允诺的信心。为了不让纳税人意识到补贴系统带来的成本实际上对社会其他成员是隐含的税收负担,政府官员典型的行为是低估银行损失和损失暴露的总规模,并夸大政府存款保险储备的力量。在危机前损失孕育的最后阶段,政府也习惯于低估外汇储备下降的规模和资本外逃的规模。

当然,当损失越来越多,经济恶化的信号越来越明显,政府和银行更加难于掩饰信息,这会导致SN或NG的价值下降。NG下降的信号包括:银行必须在利率的基础上支付给外国借款人一个附加费;银行信贷利率和公司利润不断下降;汇率和国内资产价格下降的巨大压力。当官方不再提供相应的担保,客户对银行资产价值的反应导致存款大量流失,进而爆发危机。

三、资本外流和银行风险

一个银行的净值代表了所有者拥有的价值。如果政府储蓄担保不存在,当一个银行的净值下降到零甚至为负时,它只有依靠政府明确或隐含的担保才能生存,只要政府担保还保持可信,债权人就不会将银行逼入绝境。但是当这样的银行数量不断地增加,而其资不抵债的情形不断地积累,银行体系也就变得越来越脆弱。

同时,此类银行越多,他们就越倾向于联合起来,四处游说,努力使问题银行不被破产清算。政府对银行补贴贷款的担保可以看做是政府对纳税人的债务,当银行机会成本损失积累的越多,政府需要处理的非账面的政府债务就越大。当这种隐含的债务规模开始使储户感到担心时,储户就会将存款存入它认为健康的银行,比如国外银行。首先采取行动的是能够掌握大量信息的大额存款者。当越来越多的储户和投资者开始怀疑政府能否继续维持补贴和担保政策时,这种资本外流也就更加普遍。

因为精明的大额存款者的行为不会引人注目,但当大额存款者不断将资金转移到国外时就会使国内银行的融资成本不断增加。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对付它的典型方式是向外国银行市场借款或者售卖一些资产。而这时外国银行要求更高的利率和附加的担保,这样国内银行通过有选择的资产售卖和高成本的新债务来弥补储蓄的净流出。如果政府不采取步骤增加其担保系统的信用(例如与IMF建立坚固的信用防线),银行系统的资本外流还会逐步升级。因为银行资产售卖和融资成本增加引起收益和净值的账面值的恶化,使银行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并为更多的人所觉察。银行以市场价值售卖资产时,补贴贷款形成的损失就由潜在的损失变成了现实的损失。当资本外流普遍时,不断减少的利润将偿付能力的危机传播到先前健康的银行。而政府延缓无效率和无偿付能力的银行退出市场的努力降低了健康银行能从贷款中获得的利润。当整个社会和外国银行对政府担保丧失信心时,银行危机就爆发了。

特别是,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会以三种方式缩短危机的孕育期。第一,外来银行的进入降低了储蓄者参与资本外流的成本,限制了国内本地居民先前持有的本国银行的存款规模,扩大了持有国外资产的规模。第二,外国银行提供的更大的安全性,这部分的来源于其母国提供的担保。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东道国不得不与主要的金融中心竞争,这不可避免地使东道国保护当地银行的成本和收益面临更严峻的形势。外国银行替代存款的安全性越大,外国银行的母国提供担保的经济效率越高,将存款转移到外国银行的倾向就越明显。第三,随着信息的披露,国内问题银行的融资来源逐渐依赖来自外部市场的融资,当外国银行对东道国政府支持问题银行的信心动摇时外国融资也会终止,这加速了国内银行的危机提前到来。

四、结论

政府政策目标与控制银行风险的内在冲突,使银行系统存在着危机的可能性。而政府为了政策目标和产业政策而要求银行提供优惠贷款时,不得不为银行存贷款提供担保,以维持银行的信用。但是,政府的担保很有可能致使银行资产质量恶化,这时由于政府担保和补贴的存在,使银行的资产被高估。随着情况的恶化,存款开始流出本国市场。这样,不但增加了国内金融机构的成本,而且由于对外借款一般要求额外的政府担保,并且为了维持对国内金融系统的信心国内监管机构不得不增加担保的规模,但是政府不可能对银行提供无限制地担保,因为,一旦信息披露,纳税人和社会公众就会要求政府停止这样的担保,就会迫使银行破产和清算。这个过程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政府如果能选择适当的时机,停止进行担保,或降低担保的规模,督促银行系统自己解决问题,使一批无效率的银行破产、清算、重组和兼并,直到金融市场达到新的长期均衡,银行系统就会过渡到一个较为健康的状态。

参考文献:

[1] 巴瑞·易臣格瑞.迈向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思考[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 Edward J. Kane(2000) “Capital movement, banking insolvency, and silent runs i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NBER working paper,

[3] Schwartz, Anna J, 1998. “Asian Banking Crises in the 1990s: All Alike?,” in George Kaufman (ed), op. cit., pp. 139-164.

[4] Wall, Larry D, and Robert A. Eisenbeis(1999),. “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 and the Resolution of Conflicting Goals,”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5] Kane, Edward J.(1993).“What Lessons Should Japan Learn from the U.S. Deposit” 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 (December, 1993), pp. 32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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