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端午节，主要意义在于消毒、驱邪、健体。因为此时天气热了，细菌滋生，容易得病。所以端午要喝雄黄酒，熏艾条，挂菖蒲，都为了杀菌消毒。小孩额上写王字，戴虎头帽，穿虎头鞋，那是为了借老虎的威风压邪去病。端午还要赛龙舟，船旁有健儿游泳，桥上有健儿跳水。这都有益于强身健体，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

又如中秋节，此时月亮最亮最圆，举办夜宴象征“天上月圆，人间团圆”，而团圆正是中华民族最重视和向往的。

另外各大节日都重视吃食，要尽量花样翻新吃好一点。现代青年看不起这一点，那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穷困，全靠节日补充营养，以迎接农忙。如春节以后是春耕大忙，端午以后是夏季“双抢”，中秋以后是秋收大忙。所以必须吃好一点，以增强体力。同时节日聚餐也是为了家庭凝聚，增强团结以利战斗。

四是用于人体保健。传统文化认为天时变化在人体上有反应，所以节令交替要特别注意保健。过去老年人都重视“两至两分”(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认为这是大节气，对人体有大影响。医生治病用药也要考虑天时节令，力求因时制宜。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问题。这种节律是在人类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现在人类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的与社会的)都在很短时期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显然是人体的生物节律难以立即适应。所以必须用种种方法来调剂，使人不致因环境变化而影响健康。

第三个重要思想是“中和中庸”

“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和”也简称为“和”。“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现在常有人提到“中华‘和’文化”。

《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中和中庸”思想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许多方正有序的建筑更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手段，达到中和的目的。

但是中庸常被人误解，以为是折中调和、庸庸碌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中庸之“中”，的确要求事物出现平衡状态，但它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犹如一杆秤，秤锤必依所秤之物的轻重而在秤杆上移动，才能找准平衡点，从而把秤杆摆平，把重量搞定。假如中庸之“中”固定为折半以取中，那就犹如把秤锤固定在秤杆的中点，那你这杆秤就只能添乱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当然，处理矛盾交错，情况复杂的社会问题，要做到准确把握一个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在这里，孔子明明白白把中庸与平均主义对立起来，可见决不是“折中”的意思;再则中庸如果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那是任何一个蠢才都会干的，怎么会比上刀山还难?怎么会断言“不可能也”?

当然，中庸虽然很难很难，但如果不要求把握绝对准确的度，而只要求处理问题大致把握一个度，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有度”总比“无度”更能促成整体的平衡与和谐。

作为一个现代人，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与冲突，更必须具有“度”的意识，注意把握分寸。假如事事处处都趋于极端，态度绝对化，做事没商量，一味任性妄为，那无论对人对己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中庸应是人类的明智抉择，对解决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都是很有用的。

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准确的度很不容易，因为这必须具有三个前提：

一是承认各种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

二是要有忍让意识。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实现“双赢”。“双赢”虽好，但有时实在做不到;为了避免冲突的恶性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时就只能单方面让步，达成某种妥协。无论“双赢”或单方面让步都需要一定的忍让。忍让的精神在东方文化中往往受到赞扬。

我说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六尺巷的故事”：清朝时，安徽桐城有一个著名的家族，父子两代为相，这就是张家张英、张廷玉父子。康熙年间，张英在朝廷当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他家在桐城的老宅与吴家为邻，两家府邸之间有个空地，后来吴家建房，要占用这个通道，张家不同意，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门。

在这期间，张家人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当大官的张英，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张英收到信件后，给家里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明白其中意思，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出动让出三尺房基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六尺的巷子。两家礼让之举传为美谈。

另一个是“日本白隐禅师的故事”：有一对夫妇在白隐禅师住处附近开了一家店，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但女儿没结婚就怀孕了。震怒的父母逼问女儿那个男人是谁，女孩指了指寺庙说：“是白隐的。”她的父母怒不可遏地去找白隐理论，但这位大师不置可否。孩子生下来后就被送给白隐，此时白隐名誉虽已扫地，但却非常细心地照顾孩子。后来那家的女儿不忍心欺瞒下去，向父母吐露真情：孩子的生父是另一个青年。她的父母将她带到白隐那里道歉，白隐只是在交回孩子的时候，轻声说：“就是这样吗?”

这些事例都表明忍让的结果很好!

三是要有修养与品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第二章)可见要做到适度与和谐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还与人的品格、修养有关系。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致力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第四个重要思想是修身克己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并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大力宣扬可作为修身样板的人与事;还有许多有关修身的警句格言,包含了丰富的思维成果。修身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

现在人们不谈修身,却侈谈“实现自身价值”,但很多人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自身价值,更不知道自身价值的可变性。

提高自身价值要通过修身,修身才能使人超越原生状态而进入自觉追求崇高的境界。修身离不开克己。老子说:“自胜者强。”“自胜”就是克己;克己方能不断地超越自己原有的水平。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四书》的第一本是《大学》(《大学》又是《礼记》中的一篇,而《礼记》则为“五经”之一),《大学》一开始就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强调“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大力宣扬可作为修身样板的人与事;还有许多有关修身的警句格言,包含了丰富的思维成果。直到解放前,小学中还有修身课。可见修身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

现在人们不谈修身,却侈谈“实现自身价值”,但很多人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自身价值,更不知道自身价值的可变性。

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大学》一开始就讲格物……平天下

人生下来便是“万物之灵”,有超过其他动物的价值。但这种原生的“自身价值”毕竟是很有限的;尤其是把任性快意满足种种物质欲望和虚荣心视为“实现自身价值”,那更是一种误解。

做人必须自觉地致力于提高自身价值。孔子要求“成仁”,孟子要求“取义”,这是为了实现很高的自身价值,在中国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人做到了。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并且把这种信念付诸行动,这才是实现了很高的自身价值。

司马迁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其实人活着更有“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的区别,这就是自身价值有轻有重的表现。而衡量这种价值及其实现程度,又决不是以自我感觉为准,而要得到社会乃至历史的评定。

提高自身价值要通过修身,修身才能使人超越原生状态而进入自觉追求崇高的境界。修身离不开克己。克己并不是叫人一味逆来顺受、忍让退避。要知道一切进德修业的积极行为都免不了要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例如见义勇为要克服怯懦之心,坚持原则要克服患得患失之心,做学问、创事业要克服怠惰之心,等等。这些就都是“克己”的表现。老子说:“自胜者强。”(《老子》第三十三章)“自胜”就是克己;克己方能不断地超越自己原有的水平,这当然是“强”的表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传统文化修身克己的优良传统。因为“文革”专门研究如何整人,整人与修身显然是针锋相对的两种行为。“文革”倡扬“造反派的脾气”,要求“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专门去斗别人;而且极端任性,为所欲为,这当然与克己背道而驰。“文革”在国民精神世界中留下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如今仍影响到国民素质的提高与社会公德的树立。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话很有道理,人在少年时期正是接受德育、修养品性的最佳年龄段。但现在中小学生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不大可能做到德智兼修。中小学虽有进行德育的某些形式,但因为功课、作业、考试的分量实在太沉重了,所以德育进不了学生的注意中心;而进不了注意中心的说教就只是“耳旁风”,不可能在精神世界中真正发挥作用。

从实际情况看,德育应包含“意商”和“情商”,就是意志的坚强程度和情绪控制能力。一个人倘若意志薄弱,他怎么可能持久而顽强地“进德修业”?现在因意志薄弱而走向堕落的人比较多见,且不说吸毒、卖淫、偷盗这类违法行为,就染上“网瘾”而言,青少年一头扎进网吧,荒课逃学,几天几夜出不来,这又如何进德修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