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清代汉学的外延也并非一成不变。乾嘉时期，汉学是指以古文经学为中心的考据研究，其典型体现是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道光以降，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清代士人的“汉学”概念有所扩展，今文家与古文家的看法不尽一致。一些今文家认为，西汉今文经学才是“真汉学”。常州庄氏今文学被乾嘉学者视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而魏源认为，庄氏“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上册)。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更是以“汉学”专指今文经学，攻击古文经学为“新学”，从而为维新变法张目。另一方面，清末一些古文家批评道咸以后的今文经学，而视古文经学为汉学正统。但有的古文家如章太炎虽指斥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今文家，却认为今文经学更接近汉学本意：“大抵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章氏对“汉学”之名颇持疑议，而将他贬抑的今文学视为汉学。清末民初，一些学者把今、古文经学纳入汉学范畴。今文家皮锡瑞认为，嘉、道年间“西汉今文之学”兴起后，“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经学历史》，中华书局版)。他推崇今文学派，视之为汉学正统。其后，经学史家周予同也认为“汉学”应包括西汉今文学和东汉古文学。他说，纪昀、江藩、阮元等人“所谓‘汉学’是专指东汉古文经学，并不包括西汉今文学。这样，不正是截去经学史的首尾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前序说：‘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这种讥评的话也确有一部分理由。”(《序言》，皮锡瑞《经学历史》)这种看法带有今文家的倾向，但在清末民初的论着中并不罕见。钱穆曾评论陈澧、康有为所谓“孔门四科”之说：“东塾不言经世，又以郑、朱并举，不数西汉，仍不脱乾嘉诸儒牢笼，故不免以劝人读注疏终。康说微近东塾，然舍郑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汉议政易东汉之说经，以经世、义理为孔学两干，局度恢张，意趣宏括，实较东塾为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实际上，陈澧虽重视古文经学注疏，但也兼顾义理和经世，只是不像清末今文家那样明显。钱穆代表了现代新儒学的一家之言，在民国学术界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综上可见，清代的汉学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时代和士人的思想、学术差异而有所不同。就语源来看，宋元时期的“汉学”一词本来涵盖两汉经学，清末许多学者包括一些古文家也将今文学归诸汉学。再则，嘉庆以后的今文经学丰富了汉学传统的思想内涵，其中虽有偏差，但程度不同地传承实证学风。故考察清代汉学既涵盖乾嘉古文经学及其流风余韵，又应包括嘉庆以降的今文经学。

清代汉学反映了一代学术主流和趋向，符合清学的基本情形。乾嘉时期，经学盛极，考据子、史书籍虽然也有成就，但总体上不能与经学比肩，而且一些论着带有“以子证经”或“以史证经”的色彩，诸子学、史学考据多少有点经学“附庸”的意味。至道咸以后，考据子书、史地的成就和地位更为凸显。倘若从宽泛的汉学范畴来说，则包括考据子、史在内的汉学至清末仍显勃勃生机，并无衰退之象。即使在经学领域，晚清汉学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大致说来，乾隆年间的重要学者惠栋、戴震、钱大昕、江声、卢文弨等人都崇尚考据，多注重开宗立派，建立学术壁垒。今文家庄存与、孔广森等人也偏重考据和专精。嘉庆初年以后，新一代汉学家如凌廷堪、焦循、阮元、王引之等人反思汉学积弊，治学领域有所扩展，大多趋于博通。其次，嘉道年间，汉学群体兼采宋学或讲求义理的倾向有所发展，逐渐成为学术主流，焦循、阮元尤为其中代表。再则，自嘉庆初年以后，士人的经世意识迅速传播，在学术上兼顾或讲求经世致用的汉学家有所增加，汉学逐渐走向经世致用。这些均为清代学术的重要转变，也是清末学术巨变的基础。

道光以后，汉学既承续乾嘉学派，又独具特色，其学术内容、价值取向及学术格局都较之以前有所变化，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且影响后世的学术精神。它们成为清季多数汉学家或考据家的学术共性，其主要内容是：一、经乾嘉学者弘扬的以求真为基础的实证学风;二、嘉庆以后不悖求真而又注重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三、以调和汉宋、融合中西为标志的调适精神;四、以清末学术多元化为标志的民主性。这些传统在乾嘉之际已露端倪，至清末而更趋成熟和彰显。五四之后，这些传统因时发展，成为构建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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