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湖湘文化的熏陶

一个人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对其思想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曾国落是湖南人，在其成长过程中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众多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和影响的一朵奇葩。它的特色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儒家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内核。历代湖湘先贤总是把当大官、秉大政作为自己实现经国济世抱负的最主要途径。曾国藩在实践中，也着力贯彻经世致用的思想，他自己着手建立翻译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他热情倡导科学技术和洋务运动，这一思想在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不甚昌明的近代中国无疑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契合了时代的要求，也是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在传统的义利之辩中，湖南人很少给“利”以恰当的地位，他们总是选择传统意义上的“义”，而忽视实实在在的“利”。曾国藩也一定程度上受到湖湘义利观的影响，是一个重义轻利的上司。

(三)曾氏家训的传承和发展

曾氏家训是从曾国藩祖父那里传下来的家规家风，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作为价值参照系的，其主要内容带有明显的儒家伦理色彩。曾氏家训强调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强调敬老爱幼、敬上爱下等观念，将家庭伦理放大，体现了家庭关系的社会化。曾国藩出生于重视耕读的家庭，曾家孝友传家的家训以及八字家风对曾国藩形成良好的学风和成熟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孝友传家”的“孝“是指孝敬父母;“友”指兄弟之间以及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八字家风”具体内容是指“书、蔬、渔、猪、早、扫、考、宝。“书”就是读书治学，“蔬”指种菜，“渔、猪”指养鱼和养猪，代指“耕”。曾国藩秉承耕读家风，受此影响，铸就了勤奋好学，毕生坚持每日读书的习惯，虽官至显位，仍然坚持亲自在庭院里种菜施肥。“早、扫”指早起洒扫，这是曾氏家族多年来的要求，包括家中子弟都要照此做到。“考”是指祭祀，本意为不忘先辈教诲。“宝”是指和亲睦邻，即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曾国藩继承和发扬了这些曾氏家训的精华，并结合自身的实践感悟，构建了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伦理思想。曾国藩认为耕读为本，耕读优于仕。传统仕宦家训的内容主要是道德教化，“治生”、“致用”方面的训诫很少，对田耕农作往往持鄙夷态度;而曾国藩虽鼓励子弟博取功名，但在耕读与功名之间，他更强调前者，“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的价值取向，既是对曾氏家族重视家风的继承，也是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仕宦家训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思想。他指出:“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的君子之泽，其分为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墙之择，稼稿之泽尤为长久。修身齐家必须有君子之风，君子之风中尤数稼措的传统可以维持长久，因此，曾国藩一生重视耕读，并把其祖父星冈公的“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家圃旧业”一语视为“鲜哉至训”，为“万世法”。

曾氏家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六恼”，具体是指对僧、巫、医(郎中)、地(看风水)、命(算命)以及客人常住不走都很恼火，可见曾氏家训反对封建迷信的家风由来已久。曾国藩在继承家训的基础上，提出反对封建迷信，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认为先哲圣贤之言行皆可学，但地、命、僧、巫、祈祷则不能学，教导子弟要谨守“六恼”祖训，拒斥封建迷信。他还强调学以致用的重要性，反对夜郎自大，提倡子弟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他致书儿子要他们认真研习天文数学，洗刷自己不懂天文数学之“耻”。在给儿子的信中称赞李鸿章办洋务是“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之伟”。

二、曾国藩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家庭伦理

在家庭伦理思想中，曾国藩把做人的教育看得比做官更为重要，这一点在其提倡淡薄“官”、“财”的伦理思想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曾久处官场，耳闻目睹官场如战场，争权夺利，浮沉无常。因此，告诫家人要淡薄官财。虽然读书做官是科举时代一般家庭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曾国藩并不热衷，“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始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在家庭伦理中，曾国藩认为对子女不仅仅是只考虑如何抚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教育子女的问题。首要坚持的就是“孝弟”，这是家和之方，也是曾氏家族几代人为之努力奋斗并且做出显著成效的伦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