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哈贝马斯与卢曼的争论：普遍交往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困难

1981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版，基本确立了第二代批判理论家的倾向与立场。哈氏认为，早期批判理论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陷入抽象的文化哲学批判中，从而使批判理论缺乏规范基础;二是未能扬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和不能真正把握理性的含义;三是未能认真对待资产阶级民主，不能客观评价后期资本主义福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总之，早期批判理论是一种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文化批判，它仍然以马克思历史哲学为依据，始终未跳出主体哲学的窠臼。主体性原则是一种统治原则，它使现代世界的进步与异化共存。

哈贝马斯接受了韦伯的合理化概念，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社会合理化。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合理化分为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两个层面:前者是指工具理性合理化，后者指交往行为合理化。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氏把阐发语言理解规则的社会过程描述为交往的生活世界合理化过程。

哈氏假定人类历史的逻辑应该是工具理性合理化与交往行为合理化，或者说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之间的对立不断增长导致系统侵蚀并控制了生活世界，从而出现了“生活世界殖民化”，这就是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总体上他没有逃出规范调节行为领域与非规范调节行为领域的二元对立图式，也就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元对立图式，他借助于这个图式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并以此拓展社会行为理论的构想;然后从这个对立结构中最终获得了试图阐发时代诊断的框架，就是把“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确定为现代性病理学诊断。

马克思关于生产者自由联合的观念被哈氏重新解释成充满合理的社会世界的观念，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是由个人的交往和阐释行动所引起的，交往行动本身日益成为保证共识和协调的决定性“机制”，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提及1971年他与卢曼的争论。哈贝马斯与卢曼在几个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改造社会还是分析社会，个人与社会是统一的还是存在根本分歧?是从观念还是从社会发展的机制来实现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些分歧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困境，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后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哈氏看来，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消失了，许多基本原理也就过时了，历史唯物主义要想成为一种具有普遍生命力的社会进化论，就必须进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至少会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非反思的历史客观主义;二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的;三是只注意生产力而忽视学习机制，尤其是道德规范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

因此，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中，哈氏将交往行为与工具行为的区分描述为道德—实践合理性与技术—工具合理性的逐步贯彻过程。尽管他发掘出社会发展的三个维度，即目的合理性调控能力的提高、道德体系的结构转型、个体自我游戏空间的拓展，但他在强调交往维度时并没有放弃工具理性维度，这一点与早期批判理论是不同的。他指出，普通语用学的任务就是重建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性前提，为此他区分了四种言语行为及其有效性要求:认知的言语行为关联于客观世界，要求真实性;规范调节的言语行为关联于社会世界，要求公正性;表述的言语行为关联于主观世界，要求真诚性;交往的言语行为通过语言间接涉及三个世界，要求真实性、公正性、真诚性，即可理解性。服务于交往行为的语言潜结构进一步明朗化，并开辟出交往理论的语言分析方向，目的是用普遍语用学为批判理论奠定规范基础。

哈贝马斯把批判理论从认知和行动的主客体模式的意识哲学概念框架“转换”成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的概念框架。他相信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有重新消除危机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再认同上，这个认同实质上是道德问题，因为它的重建必须依赖于普遍的交往，危机的重现是由于合法性出了问题，认同的重建则依赖于对普遍交往的反思，哲学作为反思工具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他在60年代以后的工作都是围绕普遍交往(交往理性)原则展开的，因此，哈贝马斯完成了普遍语用学转向，走向了政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