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这种自我反思和自我矛盾在客观历史过程中同样会以辩证矛盾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类超越自然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若人类没有这种超越现有而创设应有的主观能动性，人类就不可能脱离动物界而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人类的这种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必然会带来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矛盾，使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呈现出异常艰难和复杂的斗争。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矛盾，人类在生活实践和自我反思中必然会通过一定的时空积淀而形成适合于这一历史时空的特殊的“精神原则”。而一旦这种“精神原则”得以形成，它就会成为这个时代的“灵魂”而引领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并规范着这个时代人们的行为。

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殊逻辑”最集中和最高度的反映。一个时代的客观的本质规律是多样的和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的和单层次的，有物质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生产和需求相适应的规律、经济组织形式成长的规律、政治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规律等等，而贯穿于这些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规律中一个总的“精神原则”，则是存在于人们历史实践包括物质感性活动和精神意识活动之中并规制着这种活动的最基本的逻辑规律。当我们把一种精神的意识的“原则”确立为时代的“特殊逻辑”时。从表面上看似乎把客观的历史规律主观化、精神化了，实则是这种历史规律最客观最本质的表现。任何一个时代，其存在于历史实践活动之中并贯穿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过程的“精神原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对于它的历史主体来说也许是不自知和不自觉的，但这不正说明了它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吗?一个人的躯体里面潜藏着支配着这个躯体的灵魂，一个人的行为活动后面隐含着主导这种行为的精神，同样。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躯体和行为活动之中也蕴藏着支配和主导着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时代的“精神原则”或“民族精神”。

我们把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指认为这个时代的最根本的“特殊逻辑”，其根据还在于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存在于这种历史实践活动之中并通过这种活动表征出来，因而这种规律一方面通过人的物质感性活动予以实现，另一方面则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得到反映，而在这两种活动即物质和精神的活动中，精神的活动不仅是物质活动的反映，而且是这种活动的集中凝结和高度升华。过去，我们在考察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的时候，往往只看到了人的这种活动之中的物质的感性的一面。而没有更深入地看到其中的内在的精神的一面，因而导致对精神客观性的否定，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观研究中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片面化倾向。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或“民族精神”渗透在这个时代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及其产物之中。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而哲学，在所有这些形式之中，是最自觉最高度的表现形式。“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如果说，时代的“精神原则”或“民族精神”一般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自发地存在于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之中以及其他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形式之中的话，那么，哲学则把这种自发的无意识升华为自觉的意识，把零散的和片断的表现形式以最集中最高度的形式反映出来。因此，哲学在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时，必然要舍弃那些细小的方面，而捕捉住那些最深层最普遍最根本的时代问题。

“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这里的“特殊逻辑”本质上就是指某一特定时代的特殊的“精神原则”或“民族精神”，这是这个时代的“特殊逻辑”的最深刻的表现。而要把握这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或“民族精神”，则要从哲学的高度去捕捉这个时代最深层最普遍最高度最根本的时代问题，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而这个时代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抓住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的最本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