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阐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抓住了社会历史观的这个根本问题，不仅展开了对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批判，也正确地论述了这一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全部意识形态”现象都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这里讲的“存在”，指的是人们“实际生活过程”，而这个“生活过程”就是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往的过程。这里讲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即所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这里，不仅揭示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含义，还明确指出了两者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这就十分明确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不仅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和反映，它必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这就是说，生产作为改造自然的活动和力量是以人们的交往关系为前提的。而这种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又是由生产(生产力)决定的。接着他们分析了历史上三种私有财产形式(作为生产关系的特定形式)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生产力的状况是紧密相联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通过分工表现出来的，而分工的发展也必然改变着人们同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和产品的关系，从而改变着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关系也不断变化和发展，这样生产力决定交往关系，而交往关系反过来又影响生产力。物质生产过程就是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第三，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的，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就是说，被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同时也制约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基础。正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它“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