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叔本华以及叔本华式的康德对维特根斯坦影响也相当重要，[⑤]但维特根斯坦不仅熟悉叔本华的著作，也读过《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些部分)，[⑥]而且，对康德和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比较研究能够充分说明，维特根斯坦是直接而不是间接地通过叔本华理解康德的。[⑦]实际上，在他晚年(1948)曾和杜里(M. O’C. Drury)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根据杜里的回忆，

维特根斯坦频繁使用的两个词是“深刻”与“肤浅”。我记得他说：“康德和贝克莱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家”;关于叔本华，他说：“我好像能很快就能把他看得一清二楚。”……“艾耶尔有点可说的，但他难以置信地肤浅，克普莱斯顿牧师(Fr Copleston)对讨论根本没有贡献。[⑧]

我们自然不能认为，凡是维特根斯坦所肯定的就是完全正确、毫无疑义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维特根斯坦是诚实的。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对理解其他思想家的程度是存疑的。根据特兰诺伊的回忆，

有一次，在他去逝前不久，他谈到真正理解另一个人的思想是多么困难。他说，不要以为你能够理解另一个哲学家在说什么(我相信这时他提到斯宾诺莎的例子)。你能够达到的最接近的程度是这样的：“这片景象是我熟悉的。我自己曾经是它的邻居。”[⑨]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对康德的兴趣似乎在不断增长。杜里在1930年左右曾经问过他：“我认为你最近的演讲直接关注的是康德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维特根斯坦说：“是的，你可以这样说。我关注先天综合问题。当你对你自己的一个问题思考过一段时间，你就会逐渐认识到，它与以前曾经讨论过的问题密切相关，你只是想从不同的方式表现这个问题而已。这些思想对你现在似乎至关重要，但有朝一日也可能会像一袋陈旧生锈的钉子，毫无用处了。”[⑩]

以上的若干传记材料见证了康德对维特根斯坦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把握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也为二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实证的基础。[11]

二、经验的界限与语言的界限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序言(1781)中，康德形象地描绘了形而上学这个无休止的争吵的战场;在第二版序言(1787)中，康德的理性法庭对形而上学的问题做出了裁定：理性有能力认识经验界限之内的事物，而没有能力认识经验界限之外的事物。“我们不能凭借这种能力【先天认识能力】超越可能经验的界限”(KRV，B xix)。[12]康德的策略是：寻找区分理性的合法运用与不合法运用的基础，并在不同的形而上学之间做出原则性的区分。这个基础是由经验确定的：当理性运用到经验提供的材料上时，是合法的;当理性与经验分道扬镳的时候，就会与自身发生冲突，成为不合法的。因此，知识的界限就与经验的界限一致：可知的即可经验的;不可经验者不可知。[13]

一百四十年之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1921)中说：“因此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因为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我们就必须能思及这个界限的两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能思不可思者)。因此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而在界限那一边的东西则根本是无意义的。”(TLP，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