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今天在这里我不可能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但我想提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并对它做些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是，辩证法是不是一种叙事——且不说是“宏大的叙事”?按照保罗•利科尔在他的《时间和叙述》里的思路，我会假定对叙事性的最充分的分析仍然是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那种分析，因此我在这里提出的思想实验，将力图把亚里士多德的叙事范畴用于辩证法。这里有三个这样的范畴：颠倒，认知，痛苦。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颠倒表示一种命运的变化，它可以通过从幸福到不幸的转变重新加以表达：颠倒的这种运动(有些颠倒是从不幸到幸福)——关于这种观念设想的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在残存的、主要论述悲剧的《诗学》片断中并没有特别的论述，但在生殖崇拜的喜剧中(年轻的一代胜过老的一代)，在畅销书当中(包括它被贬低的成功和财富的幻想)，或者在我于别的地方称之为有远见的叙事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例证。然而，这种描述必须结合封闭性和重要性(“值得认真注意”)的需要来考虑，而最后这点基本上通过阶级来限定，以此区分高贵的悲剧行动者和在我们之下的那些人(把亚里士多德和诺斯罗普•弗莱发明的再限定结合起来)——他们拥有可以失去的财富和高位。因此，幸福在这里与阶级地位的巨大财富相结合，而封闭性表示悲剧性的衰落，从最初不重要的颠倒的标志转到它明显变成确定的、不可逆转的时刻。死亡只是这种不可逆转性的赤裸裸的外在标志，就像战争和战斗在集体叙事中那样。

不过，后者提出了它们构成的行动者的问题，也就是要加以叙述的那些完成行动的主体，利科尔把他们称之为“准人物”——事先排除了最有意义的理论问题的一种描述。如果历史已经被写出来，那么通过符号学的方式可以对它进行质疑，而其叙事构成所围绕的行动者便可以被分辩出来并被分离开来：于是，诸如透视之类的技巧很可能具有绘画史里的行动者的功能，而像福柯那种戒律的现象则可能是某种准教育小说的主人公，包括其前辈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成熟时刻。如果文本只是一项计划，那么只有历史学家的世界观及其意识形态才会支配选择的可能性，才会决定叙事构成的水平：但是，关于布劳代尔的讨论使我们想到，这种叙事结构可能是含混的，它呈现出多种不同阅读的可能，就是说，多种不同的叙事，它们有不同的主人公和变化的侧重点，从一种命运(地中海人的命运)到另一种命运(菲立普第二以及他的个人计划和命运)侧重点会发生变化。我们甚至可以违拗地提供这种叙事，迭加一种压倒官方胜利者成功故事的悲剧叙事。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里，我们似乎需要对历史叙事中的基本主体表现出某种同情(正是这一点使旧的亚里士多德的怜悯和担心保留下来)：即使以最不偏不倚的方式，我们也必须接受这种设想，惟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理解和期待对它的成功或失败、幸福或不幸的后果产生影响。这也许是亚里士多德坚持行动或情节比人物更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可以更容易地欣赏这种设想，观察它成功的完成过程或它出人意料地消除兴趣和注意，而对一个胜利的主人公的同情就不那么容易，因为一切事物都会使我们对他蔑视或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