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包容面极为宽阔的新闻业调查计划，其问题意识具有极大的前瞻性。但是，一个历史遗憾的事实是：这个大规模的新闻调查研究计划最终流产了。这是因为韦伯被迫卷入一场耗时长久的媒体诉讼案件。(37)这个案件极大地影响了韦伯的生活，也使得他获得深刻的亲身经验去理解和质疑媒体在保障公共性上的问题与错误。它的缘起是韦伯夫人参与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1910年，玛丽安妮·韦伯领导的德国妇女联合会在海德堡召开代表大会，这是德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大事。但是一位青年讲师R却发表了对妇女团体的诽谤文章，冷嘲热讽地提到妇女运动仅仅是那些未婚妇女、寡妇、犹太女人、不孕症患者以及不是母亲或者不想担任母亲责任的人构成的。玛丽安妮·韦伯因为没有孩子，又是主要领导者，因此最尖刻的评论都指向她。玛丽安妮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收回其恶言，韦伯支持妻子的行为。但是该作者拒绝了，并且扬言韦伯是不能接受决斗挑战的丈夫躲在妻子身后。韦伯得知此言后宣布，他接受决斗。但是这位作者又宣称自己反对决斗，并向法庭控告韦伯诽谤，后来在第三方教唆下撤诉。但是，新闻界却在几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对此进行评述，并沸沸扬扬到处转载，还扩散到了海外。该文章在结尾部分引用了R博士问韦伯教授的话，问韦伯是否准备为妻子决斗，韦伯做了否定的回答，说自己的健康不允许这么做。但事实上是韦伯一再宣称自己愿意参加决斗，因此，他把这样的流言视为“可耻把戏”。

他觉得这不仅违背了他自己的利益，而且同样违背了公共利益，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一连几个月都在努力匡正视听。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仅表明了韦伯的个性，也反映了新闻界的某些行为特点：以编辑部保密为由耸人听闻地揭露名人以取悦读者，这使得那些受到牵连的人物要从轰动效应中来保护自己显得非常困难。(38)

但是，韦伯决定抗争到底。韦伯先给有关报纸写了极其礼貌的信，指出捏造的事实，请予以刊登。但是编辑部的回复却表示，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记者，如果根据新闻法公布韦伯的更正，就需要公布记者的名字作为回应和对质。他们不打算这么做。韦伯逐一指出那篇文章的捏造和虚妄之处，并认为一次认真的调查就可以澄清事实。但是编辑部依然相信他们的信息来源是可靠的。在韦伯的坚持下，编辑部愿意以一则启事和致编辑部的匿名信的方式进行书面澄清，韦伯轻蔑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再次敦促发表他的声明。在遭到再次拒绝后，韦伯强烈地斥责编辑部，“并因此使得报纸和它的编辑不得不向法庭控告他诽谤”。几个月后，此案进入审理，在案子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一位匿名挑唆者暴露了出来：一位海德堡的新闻学教授。该记者是他的学生，而且因为这篇文章，该记者已经被教授推荐到新的新闻职位上。这位教授与韦伯并无私交，不过韦伯曾因为第三方的反对意见没有邀请他参与对于新闻业的社会学调查。韦伯改变了对该记者的看法，为他恢复名誉，并且给他写信道：“我毫不犹豫地参加诉讼，并不是为了揭露X博士或者不惜代价证明自己正确，而是无论如何要让真相得到澄清，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在这方面你应该发挥一份作用。”在韦伯看来，这已经不再是他个人的名誉问题，“而是牵涉到了公共利益——维护大学的尊严以及让新闻界摆脱这种恶劣的行径”。他给这位新闻学教授写了长信，指出：

向一个职业记者传播有关一个同事的流言，你打算如何把这种做法与在大学里的身份调和起来?当这个人——可以想见

——以新闻业的方式对这些事情进行加工利用之后，你又为什么隐名埋姓躲藏起来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作出公开和私下的改正呢?……在蒙受大量损失澄清事实真相之后，我自然已经没有兴趣使你陷入什么狼狈境地，甚至更没有兴趣让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有损大学声誉的公开丑闻。……对我来说，关键在于，不论你在上述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还是你对我的态度，看来根本不配你完全有资格在海德堡大学培养未来的记者这样的自我鉴定。(39)

韦伯希望该新闻教授自愿辞去教职，但是该教授没有这样做，而是向法庭控告韦伯诽谤，希望把全部责任都推给记者。这个海德堡的“教授案件”已经成了市民口中的津津乐道，韦伯的整个朋友圈子都不希望看到诉诸法庭，他们认为，对此报以轻蔑而不是对质，会更加“优雅”，韦伯的处境很困难，但他不为所动。终于，在复杂的法庭辩论之后，记者作证说，新闻学教授给他看了R反对妇女运动的文章和韦伯夫人的答复简报，并且告诉他R发出了决斗挑战，当该记者觉得应该向R或者韦伯本人核实事实的时候，教授却建议他不要做，并且向他确认说：事情肯定就是这样的。这时，法庭上的新闻学教授没有勇气坦白他的教唆，却一口咬定该记者是惯于撒谎的无耻之徒。真相清楚了，“他的同事们现在也公认，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个人利益和公共道德是一致的。总之，让人们知道什么叫恶意诽谤还是很有价值的。”(40)

但是这时的韦伯却为该教授感到遗憾和难过，他觉得学校当局和教育部应该按照医生和律师们的模式建立名誉法庭。他甚至给该新闻学教授的系主任写信，希望能够让他获得宽大对待。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事件的个人意义引向它的客观意义，韦伯给新闻界提出了建议，即在报道私人事务上应放弃编辑部保密的做法。

在韦伯与媒体发生的多起遭遇战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与韦伯有关的名誉案。韦伯的一位年轻学者朋友的首部重要著作，遭到一位同行X教授损伤声誉的评论，还被暗示说“剽窃”。韦伯认为这种在科学上毫无益处、对个人吹毛求疵的批评是令人厌恶的，他为作者的驳斥附上了自己的“后记”，逐一细致检讨和暴露批评的褊狭和错误，并斥责指控者动机恶劣，为此卷入一场涉及系和不同的大学同事之间的激战。这起新的“教授案件”再次在国内外的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韦伯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批驳各种指控。但是，当韦伯的一位信赖的同事告诉他指控者并非出于“卑鄙动机”，韦伯则很乐意更正他的说法，他呼吁X教授认识到，“诚实地”收回一项不公正的指控是有可能的。在原则问题上，韦伯是不让步的，但是为了使X教授能够从容地履行对那位受到辱骂的作者应尽的义务，韦伯声明：“和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表象相反，我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指责X教授曾经想要‘诽谤’那位作者。这同样适合于‘剽窃式的窥视’以及其他类似的指控。”(41)

韦伯与国家官僚体系、大学体制和新闻界的斗争经历可以作为韦伯对于“公共领域”思考的一种现实阐释。比如1911年，韦伯参加在德累斯顿召开的一次大学教师会议。在会议上，韦伯的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也使得他被迫卷入广泛的辩论中。韦伯批评了现代的商学院不去关心严格的学术训练，而是受到诱惑去追求社会特权，文凭贵族的兴起导致的是新的阶级分化，而把他们吹捧为新人类是危险的。他还批评了国家官僚政治和德国大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普鲁士当局直接把教职不经过学校的认可就给予年轻学者的做法，对于学术新生代来说是有害的。韦伯一向认为，这种做法诱使年轻人依靠为国家效力而在学术生涯中寻求捷径，把他们培养成一种“生意人”，是对学术尊严的破坏。但是这些言论被新闻界以耸人听闻的措辞进行报道而遭到误解，也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当局要求韦伯公开澄清，韦伯不得不做了一些修正和补充，他充分体会到的正是，新闻界惯于“不时的、冷酷无情地迎合那种对轰动性新闻的要求，而在没有这种新闻的时候就不择手段地欺骗读者。”(42)

在这些涉及学术界和新闻界发生的侵害真相和公共利益的案例中，韦伯都表现出极大的决心和毅力为事实真相、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学术尊严而斗争，这其实也是韦伯新闻思想的外在体现。1919年晚年的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专门讲了新闻工作的地位(43)，也可以看成是韦伯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总结，它侧重关心的是新闻工作与政治的关系，新闻工作者是否具备承担以“政治为业”的命运。显然，这些思想来源与他长期的新闻实践以及与新闻界的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韦伯认为自政党兴起之后，政治更多的是在公众中利用言辩和文字来操作的。而新闻工作者，在韦伯看来，正是立宪国家，或者说民主国家出现之后，与作为煽动家的政治人物一起出现的。他们和律师一样有着相似的命运：缺乏固定的社会归属，是“贱民等级”。虽然他也强调，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才干堪比任何学术研究。但是由于新闻业的现实状况，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需要比普通人更多的谨言慎行，因为这一行业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使其偏离公共性的原则，也有极重的脚镣去影响他们走向政治家的位置。在旧时代，新闻业很容易受到国家和政党的伤害。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媒体更无保持独立政治立场的好处，商业利益和广告业务严重影响了媒体的政治立场。这使得新闻业并不是产生真正的政治领袖的正常渠道。

很清楚，从历史和现实出发，韦伯已经否认了大众传媒具有天然和独立的公共性，也因此否认了其自觉承担社会“公共领域”的理想图景。正是因此，他才认为公共领域更根本的体现是大学的课堂和学术共同体。只有大学与学术共同体的存在才有可能去抵御和批判新闻业偏离公共性给社会带来的伤害。因此，大学课堂和学术期刊必须不以自己的立场为唯一的立场，而是尽可能地呈现各种不同立场的知识与事实的联系，尽可能包容各种歧义的知识立场，才是知识共同体作为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它也是新闻业构建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基础，否则，其对公共性的偏离就无法被矫正。这也是韦伯一再努力投身于对新闻界不公正事件斗争的动力来源。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的新闻思想，是我们理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钥匙，它使得我们明白作为“科学”的社会研究，其学术公共领域的建构对于社会公共性所具有的根本性价值。

五、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的问题。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重读韦伯的意义何在?

首先，韦伯作为历史观的“价值无涉”，有效地处理了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它击破了历史学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的困境，开辟出了一条历史研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路，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建立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打开了空间。对于我们破除各种形式的普世价值和目的论崇拜，可以起到强大的解毒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什么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作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及其文化与政治的特定意义，特别是体现在讨论各种“中国模式”的时候，可以

提供强大的借鉴。需要把这个意义上的韦伯从“理想类型”的西方普世模式中解放出来，才能使之成为今天中国研究中发挥作用的重要理论资源。所以，首先要在这个意义上纠正对韦伯的严重误读。

第二，韦伯“价值无涉”的方法论，必须体现为中国学术公共领域的建设上，才是有意义的。今天中国的学术生态最大的问题正是缺乏自觉意识的学术共同体，立场的澄明与反思本身正是建构学术共同体的前提。但是，当立场分歧变成党同伐异，以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性强占道德制高点，以普遍性的公理推导世界大同，不仅不能回应真正中国现实的问题，而且已经是学术共同体的轰毁。而没有一个具有自我批判和反省能力的学术共同体，以及这个共同体对学术自由的保护，这个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其实并没有生存的空间。因为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无论是政治公共空间还是大众传媒的公共空间，都必须以一个社会的学术公共领域为依托，否则就会失去其价值判断的“科学”标准和“客观性”要求，这正是韦伯再三强调的要旨。所谓“客观”，不是超越性的普遍的范式，恰恰是以立场为前提的，这种立场是处理事实和自我关系的学术工作的价值所在。作为学者的知识工作需要在与不同立场的检讨、对话与权衡中完成，在这个意义上，无立场是不可想象的。教师和知识的作用不是回避选择，而是帮助和教导做选择的人批判式的反思和评价自己的选择。经验科学的任务不提供信念，但是它却是所有可能的价值判断的基础，而价值讨论的真正意义是把握对手和自己“实际意指”的东西，如此才能有真正的建设性的学术对话。在这个意义上，失去社会科学有效的批判与反思，一个国家和社会有责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就会崩毁，大众传媒其实也因此无法“独立”地成为“公共领域”。而没有学术共同体来践行严谨而“科学”的社会科学方法，任何意义上的“中国深度研究”的理想图景都不过是一纸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