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传统哲学思潮以“理性”为主导，提倡以“理性”统领社会的方方面面，追求单一性和确定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将人的一切行为置于统一的参照框架。后现代主义对这一思潮进行了怀疑和挑战，认为那是一种极权化的理论模式，它使得人们失去了自我认识，模糊了各个领域的分化和多元性。后现代主义追求开放性和不确定性、非同一性、多元化, 不满现状, 不屈服于外在权威和专制, 敢于冲破旧范式, 追求不断的创新; 它拥有自由的共同立场, 对科学和技术理性进行质疑, 对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进行批判, 消解了传统哲学认识论中二元论对立的思维方式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以社会的同一性和同质性压制了多样性和个体性。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理性”是还原性的、强制性的和压迫性的(冯俊 2005:12)。而我们的社会应该是各种异质体共存的社会，她应该体现差异性、包含多样化、特殊化;应该用多样的知识系统和形式以及包容变异的思维超越“理性”式的总体性和强制性。

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观点在人类的范畴化能力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传统的“理性”论认为，人所具有的“范畴”能力是先天的，是绝对理念发展的结果。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范畴是由具有界限分明的事物组成的，事物的范畴归属非此即彼，具有二元性。这种“理性”的范畴观显然是要将世界进行同一律的划分，它忽略了同一事物间的异质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多元性。

同一事物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即使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亦有不同的认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比如对“游戏(Game)”的概念范畴，我们很难下一个绝对的定义：小孩子玩的是不是游戏?大人玩的是不是游戏?网络上各种虚拟活动是不是游戏?朋友之间下棋是不是游戏?国际象棋比赛又是不是游戏?“理性”论无法用其同一律给出是或否的回答，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都是游戏，只是玩的场合不同罢了。因此，后现代主义采取了反本质主义的立场，追寻维特根斯坦式的“家族相似性”，在事物本质中寻找多元化的解读。认为事物之间这是一种共性的存在，而是相似性的存在，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互补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但反对绝对的主体性，倡导“主体间性”。主体性哲学认为，人是世界的主人，人可以认识世界，利用外界的一切来为自已服务。这种观念看似将“人”置于一个极高的的位置，但确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的体性看作是一种共相，一种普遍的规律性，使个体服从于即定的价值观，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及相互作用。它仅仅强调了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向客体的单向运动。后现代主义则认为，认识是人与人在事物的作用下相互进行心灵沟通的过程，作者将思想诉诸于文本，而读者则从文本追寻意义，因此，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作者和读者则具有“主体间性”。正如伽默尔所说：“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见王寅，2007：576)。

后现代主义从“主体间性”的视角重新确立“意义观”,读者的理解过程是一个解构原作的过程，这决不是对原作思想的复制，而是一种自我的重组，是一个涉及时空演变的“延异”。意义是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而不是靠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来实现和确定的某种实体或关系。文本决不是将作者的思想镜像般地“映射”作者大脑中，它作为一种客观实在，有其发展历程的时间性，而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语词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并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它“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是在广阔的“语境”之中相对于整体世界图景而被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