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思想与外国思想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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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哲学命题的提出与展开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把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外来理论堂}fu皇之地播撒到中国的土地上。它的政治意义是培建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理论意义则是以“普遍真理”

的形式，撕裂了传统社会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所提供的种种幻象，进Ifu以革命的理想夯实了中华民族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但是，无论是李大钊等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毛泽东等中国革命的领袖，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初就清醒地意识到，寻找到外来的普遍真理后，要切实解决的问题仍然是本地性的问题。任何本地性的问题，一定有着“由本地的历史和文化所造成的上下文”(赵汀阳语)，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外来的思想，都必须经历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的整合过程。在这种整合中，外来的理论固然以它鲜活的时代性感染着现实中的人，但从历史中走来的、由种种观念所构成的传统，同样会在理解消化外来思想的过程中凸现出它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这一历史过程，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过程。五四运动之后的传播与普及工作确立了这一过程的起点，但严格说来，在我们尚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全面理解的状况下，“中国化”不过是在“对象化”的前提下展开的。这个前提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当作一个可被认知的“客体”，出自十主体性本能的自发要求，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和理解过程。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初期阶段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自觉地坚守了民族主体性原则，并目‘在“表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努力中，完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形式上转为“中国哲学”的过程。

“格义”与“解释”

和I历史上所发生的中外文化交流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同样面临着怎样在我们已有的文化母体中，“同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

每一个民族对外来思想和文化的理解，都不可能离开自己文化所固有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关十外来思想的解释，都一定有着特定的理论预设和前提，迎达默尔将其理解为“合法的偏见”，并目‘认为，这是由人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所决定的。

“偏见”的合法性不是历史的宽容Ifu是历史的无奈。历史在“无奈”中包容了有限存在者对他者的认识，并在空间的展开和时间的延伸中，宽恕了存在者由十“有限性”

所造成的偏见。这使得某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段以偶然(或必然)方式所展开的思想文化交流，都会在这种合法性的宽恕中获得合理性的解说一一它的原初形式，不是与外来思想(尤其是一种异质思想)的“对话”，}fU是在“译解”外来思想中，用先验的民族传统“吞噬”外来思想的合理内容，进}fU在思想的“对等置换”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语境，改变自身也改变他者。事实上，任何一种由此}fU产生的“偏见”之结果，都有着孕育新思想的可能。因此，对外来思想消化理解、认同接受的方式，就不仅成为我们在合法性的宽容中理解任何一种“偏见”的必要前提，ifu b‘成为我们理解由“偏见”所构成的新思想的前提。

相比之下，也许是由十地中海区域的交通便利，西方世界自古以来就一直处在频繁的文化震荡和文化位移之中。希一腊人吸取东方的埃及和西业文化，将西方文明推到古代世界的顶峰;罗马人吸取希一腊文化，并通过战争将其再传播到埃及和西业;再后来由十阿拉伯人的扩张，将保存在东方世界的希一腊文化再度引向西方，使西方人在近千年的文明断裂后重新找回到他们失传已久的文化。每一次文化震荡和文化中心的位移，都是一次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交融过程。因此，在理解别族文化思想时，尽管也面临着“本土化”

的障碍，但这种障碍似乎没有为西方文化的横向交流带来更多的困难。尤其是近代社会伊始，欧洲大陆的思想文化在英吉利、德意志和法兰西等民族之间的传播、交流与沟通，几乎是畅通无阻。如伏尔泰在链接英法两国哲学中的贡献，如卢梭对康德哲学的影响，等等。但是中国的状况则明显不同。历史上，尽管有着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交往与融合过程，但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本土性和自足性特征却十分鲜明。这种鲜明的特征为外来思想文化的引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如何在方法上引入外来思想的问题，就较早地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

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史中，最成功的例子当然是印度佛学与中国文化的交融过程。从印度佛经的翻译阶段开始，印度佛学在与中国固有文化和哲学的碰撞、冲突、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理论。一种外来文化在与中国固有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中，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化传统历史存在的内容，也改变了它自身的存在样式。在这种改变中，完成了古代中国民族文化与它族文化结合方式的构造。在其后的岁月里，这种方式逐渐构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传统，即对外来思想文化的“格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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