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过人之处恰恰就在这里。显然，任何一种美学都要接受上述困惑的考问。否则，美学之为美学就根本不能成立。然而，第一个对此作出深刻回答的却是康德。从他开始，美学就把自己的立足点坚定地而又不无艰难从“本质”转向了“现象”(尽管后面还有“物自体”)，而且为他所关注的问题，正是关于“现象”的“主观方面的东西”， 这无疑是对客观主义、独断论、理性论的美学的超越，不过，他在这个问题上又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心理主义、相对论、经验论的看法，而是进而把自己关注的问题界定为：“主观的普遍必然性”(审美活动作为个人的主观情感为什么会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中国称之为“无理而妙”)。正如伽达默尔概括的：“康德自己通过他的审美判断力的批判所证明和想证明的东西，是不再具有任何客观知识的审美趣味的主观普遍性”。 这样，在西方美学历程中康德第一次地把审美活动与认识活动明确地予以区别，第一次为审美活动赋予了一种自主性。从普遍出发统摄特殊的逻辑的原则，被“从特殊出发寻求普遍”的自由的原则所取代，康德开始了西方美学的新的漫漫里程：在特殊之中寻求普遍、在主观之中寻求客观、在现象之中寻求本质，而不是透过特殊、主观、现象去寻找普遍、客观、必然。它意味着：首先要立足于现象(主观情感)，因此审美活动有史以来第一次终于独立为一种特殊的主观情感活动，其次是寻找本质(普遍必然)，这就是再进而在主观情感中把意志、欲望与审美区别开。作为主客情感的表现的审美活动同样是普遍必然的，但是普遍必然的生命活动却并不都是审美活动，因此还要继续加以讨论。例如，“这朵牡丹花是植物”，其中无疑蕴含客观的必然性、普遍性;“这朵牡丹花是美的”，其中却只具有主观的必然性、普遍性。由此，康德就完成了对于审美活动的转新阐释：审美活动既是依赖于主体的，又是普遍有效的，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其中蕴含着的是一种“主观的客观性”(康德的反思判断就是情感判断)。这，实在可以看作康德在美学领域所完成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黑格尔说：康德“说出了关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话”，确实如此。

然而康德毕竟又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他区分现象与物自体，正如叔本华所评价的，是人类思想历程中最大的功绩，而“主观的普遍必然性”的提出更说明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从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自身所蕴含的深刻矛盾，但是他并没能解决这个矛盾，不但没有，而且反而陷入了自相矛盾。例如，我们看到，他不断地通过二律背反的方式去把审美活动分开，然后再去寻找中介加以统一，可是这中介却仍旧是分裂的，于是就再去寻找中介，如此不断循环(以致他甚至没有给我们一个美的定义，而只是给了我们以无数的契机)，成为一个没有结果的恶的循环、恶的魔圈。这，使得尽管在他手上美学已经开始成为哲学，但是却最终没有成为哲学(只有现象学才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这，也说明康德尽管意识到了美学自身所蕴含的深刻矛盾，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与从主客关系出发这一传统思路的内在联系，更没有意识到美学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根本就不是知识论的而是存在论的，因此也就没有意识到从超主客关系出发这一全新的思路。

通过审美中介去解决矛盾的方式显然是加以超越的。“一切中介皆为阻障，仅在中介坍塌崩毁之处，相遇始会出现。” 于是，在康德之后，叔本华着眼于“表象”。这“表象”转而完全从主观出发，“表象已包含主客体两方面并且以它们为前提的”。 因此，康德的在现象中寻找本质，在叔本华就一变而为现象就是本质。至于克罗齐的“直觉”，则更是一把锋利无比的美学剃刀，干脆利索地将康德的所有二律背反一斩而尽，直接地把直觉独立出来，并且安置在较之理性、道德活动更为根本的位置上，尽管，这一切都是在片面地抛弃客体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无论如何，却都已经预示着西方现当代美学的开始对于主客关系思路的超越。狄尔泰说是“作用与反作用”，“扭在一起”，“我们理解的总是要比认识的要多。”

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胡塞尔。胡塞尔与康德的“现象”、叔本华的“表象”一脉相承，以“现象”为核心，借助“本质直观”、“意向性”、“面向事物本身”等一系列思想对传统的从主客关系出发的思路予以彻底的清算。康德认为“现象”不是本质，本质是物自体，但是却无法认识，因此才出现种种二律背反，胡塞尔却简单明快地认定：现象就是本质。不过，胡塞尔与叔本华、克罗齐又不同，他不但以非理性的主体否定了外在的客体，而且最终也否定了非理性的内在主体，世界、生命因此而成为无底的深渊(所以他所强调的“回到事物本身”就是回到背后没有什么“本质”之类的东西存在的事物本身)。结果，鲜活、灵动的生命反而得以从千年以来的分裂、束缚中飞升而出。在此基础上，胡塞尔第一次为人类展现出一个活的世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自然尽管势利强大，然而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世界全部瓜分，无论如何也还有存在被瓜分之后的“剩余者”。这“剩余者”就是他的现象学所要面对的活的世界。“我们处处想把‘原初的直观’提到首位，也即想把本身包括一切实际生活的(其中也包括科学的思想生活)，和作为源泉技术意义形成的、前科学的和外于科学的生活世界提到首位。”“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这“剩余者”并没有丧失什么，不但没有丧失，而且反而为人类赢得了极为可贵的自由(这使我们想起胡塞尔在《笛卡尔沉思》中说的：人们失去了整个世界，以便在‘普遍的自身规定’中重新赢得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与一切自然科学都与人的自由无关恰成对比，在世纪之交崛起的现象学正是一门与人的自由密切相关的科学。我们看到，现象学正是人性之泉的复苏和深入开掘。它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目光的历史转换与回溯。以他提出的“本质直观”为例，本质而又可以被直观，这在传统的从主客关系出发的思路中是不可想象的，在康德的探索中也是不可想象的。传统的本质因此而悄然消逝。进而，胡塞尔认为：直观先于理性，直观理性之根在直观，这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先于”、“根据上的先于”，而离开直观的理性无疑就是直接违背人性的(可惜康德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否则当有更多的深刻发现)。因此，胡塞尔一再强调必须通过“悬置”和“加括号”的方法，把理性思维“悬置”在一边，把它所产生的种种结果连同产生它的基础也“括”起来，从而使人类不再受其所累，并达到对“逻辑背后”的事物自身的“本质直观”。更为可贵的是，胡塞尔不再关注物的结构而是转而关注主体的、意识的结构，换言之，不再关注被感知的东西而是转而关注感知活动的过程。物的结构或者被感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已经不被关注，而且被加上括号，需要关注的是它们所给予意识的种种不同形式，或者说，意识在它们身上滞留的种种形式。这样，胡塞尔就以他的勇敢探索，为人类打开了一扇自由的大门，一片广阔的田野——意识的田野。这是一个何等生动、丰富的新世界!

平心而论，胡塞尔在超越主客关系的历史进程中实在是功不可没。不过，也并非大功告成。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现象与本质之类的对立只有在认识论范围内才存在，但是在本体论范围内则根本就不存在，胡塞尔却以为一切都只能在认识论范围内解决，于是仍旧是力图在主体中解决，又犯了传统的或者主体或者客体的解决方式，结果方法尽管有所更新，但是问题却仍旧没有变化。而海德格尔的卓越之处就恰恰表现在这里。他果断地从知识论转入了生存论，取消了人的认识活动在西方哲学史中两千年的统治地位。率先宣布了从主客关系出发的思路的终结，转而走上了从超主客关系出发的全新的思路。

毋庸置疑，海德格尔的贡献是极为重要的。从本体论出发，他完全无法容忍二元对立，于是开始完全外在于传统的解决方式之外去寻找新的出路，不再传统的以现象、本质的二分去再使人成为概念。在他看来，主客关系被作为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认识活动作为人类的基本的生命活动，这都不无道理，但是，一直为西方思想所忽视的更为重要的问题却是：世界为什么会让我们认识?如何就有了一个认识对象?这个问题始终被没有回答。海德格尔指出：这个问题必须现象学地存在论地阐释。人与世界的关系毕竟不是认识创造出来的，“无论我们怎样讨论存在者，存在者总已经是在存在已先被领会的基础上才得到领会的。”这“存在”“如此隐去”却又“显现于我们”，代表着人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更为根本、更为源初的关系。它作为前提性条件允诺了对象性的认识，它的敞开为认识论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根基。显然，这种更为根本、更为源初的关系不可能是什么知识论意义上的主客关系，而只能是超主客关系的生存论关系。由此，海德格尔提出了由此在与世界所构成的“在之中”这一人与存在一体的思路。这个此在与世界所构成的“在之中”，是“存在的敞开状态”，是主客关系的超越。因此不同于传统的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所构成的“在之中”(那是彼此外在、相互对立的两个实体，存在着空间关系)，而且前者先于后者。前者是超出于必然性的领域，后者是必然性的领域(在必然性领域并非不能达到主客统一，但那只是外在性的，只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前者涉及的是超必然性的自由情感，后者涉及的是必然性的客观知识(这使我们意识到，康德之所以提出限制知识，就是在强调真正的自由是在知识之外的，只有超出知识，才能面对自由)。还借助海德格尔的术语，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之为：“此在和世界”关系(即超主客关系)，把后者称之为：“主-客”关系。审美活动是超出知识论的，也是超出于必然性领域的，因此，必须从“此在和世界”关系(即超主客关系)出发才能够把握。这，正是海德格尔给予我们的最为珍贵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