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种观点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命或生存或存在。以杨春时、潘知常等为代表。他们承认审美活动是美学的研究对象，但与以往对审美活动的理解有着根本的不同。审美活动是一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16]美学即生命的最高阐释。美学即关于人类生命的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的冥思。也意味着：美学必须把目光集中在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命活动的关系上，集中在对作为生存方式的审美活动的本体意义上，存在意义、生命意义的诠释上。它不去追问美和美感如何可能，不去追问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如何可能，也不去追问审美关系和艺术如何可能，而去追问作为人类最高生存方式的审美活动如何可能，并且围绕这一追问，建构超美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生命即审美，审美即生命。[17]

把审美作为人的最高本体、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注意到了审美活动具有着理性和非理性等特点，这是该观点有别于上述观点重要之处。这对美学研究的深化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是美学更好地干预生活、回应时代需要的表现。

第八种观点，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文化。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开始以消费规模的大小来衡量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显然那种只重形上追求的、“孤芳自赏”的精英美学受到了冷遇。为了促进美学的转型、消解形而上追问、适应时代的需要，有大批学者将美学的研究对象普泛化为文化活动即审美文化。[18]

从本质上讲，美学是生活之学。干预生活、美化人生、引导人类的实践创造活动、追求美好的未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美学的天职。“文化”本身就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产品”，是人类的特性之一，是人类生命创造的确证。也就是说，“文化”就是人类不断进行审美的结晶。由此审美和文化具有极大的一致性。尤其是当代生活的高度文化化、审美化，更使人们领略到美学走入了生活。当然，把美学泛化为审美文化有着对美学失去定性的倾向。

以上观点各有其道理，但其中的优劣也是不言而喻的。把美学界定为艺术或美感，似太狭窄。把美学的对象限定为美，这个“美”又是不准确的，范围十分模糊。把美学对象规定为生命活动或文化，似又太宽泛了。在我看来，将审美活动、审美关系或以美感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规定为美学的对象，似乎更符合实际些。不过，还应作更深入的研究。美学的对象应该是审美活动，而且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理性和感性，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过程。而这一活动或过程集中地体现在艺术中。

二、关于美的本体问题研究

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主要是围绕美的本源即美从何而来的问题进行。80年代美学大讨论虽然继续围绕50年代的美的本源问题之外，但已开始转向美的本体问题。尤其是经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体性和艺术本体论的探讨及其深入，美的本体问题已成为不可避讳的事实。这就是美的根源决不等同于美的本体，正如人是什么和人从何而来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样。80年代末和90年代，美的本体成了论争的焦点，美学界十分活跃，目的是消除中国当代美学存在所谓“无根性”的症结，为中国当代美学走向成熟寻找更为坚实的基石。下面我们顺着这50年关于美的本源的几种主要看法及其转向美的本体问题的论争来进行简略回顾。

首先来看看关于美的本源问题的论争。就时间来看，这一论争大致为50年代至80年代初。又可分为两大阶段即50年代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中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阶段，就其性质来说，基本上是对50年代大讨论的继续，同时也出现了新的趋向。

①蔡仪的绝对客观论。他一贯坚持美是典型，美在物自身的观点。他认为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19]。美只存在于客观事物本身不依人的主观意识而转移，没有人也存在着美(如自然美)。美感就只能是美的反映。[20]他对马克思《巴黎手稿》虽持否定态度，但通过研究和论争，在某些表述或提法上有了不同。例如，将“美是物的属性”就改为“客观事物有美的属性”[21]，然而这种修补对其整个美学体系无多大改进作用。以至这一美学体系终究与美的本体论无缘。

②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论。他们主张“美即观念”，[22]美就是美感，认为美是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高尔泰认为人的心灵是美之源泉，客观的美并不存在，同样，超越美感的美是不存在的。[23]经过对《手稿》的研究，高尔泰的观点又有了新发展。他认为美学就是人学，美的哲学就是人的哲学的一部分，是人的哲学的深层结构，所以研究美就是研究人，美学的根本目的是认识人，揭示人的丰富性。又由于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人的本质是自由，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24]所谓自由是主体通过实践对必然性的把握或驾驭。美的形式是自由的信息，是自由的符号信号，或者符号信号的符号信号，即所谓象征。这里可以看出，虽有着美的本源在于心灵的主张，但已有了从实践观点出发去严肃地探讨美的本体的端倪，以致与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构成了真正的互补的张力结构，并开始有突破“积淀说”的理论意义指向，对90年代的“美学转型”有推动作用。

③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这一理论是朱光潜在对其自己以往的“美是心灵的创造”观点的反省过程中提出的。他认为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他还主张将自然形态的“物”与意识形态的“物的形象”区别开来，因为未经意识形态起作用的东西都还不是美，都只能是美的条件。在他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才真正称得上美，由此美也应该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随着讨论的深入，朱光潜又以生产实践来谈艺术，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来考察美，认为美是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既改变世界从而也改变自己的一种结果。发现事物美是人对世界的一种关系，即审美关系。[25]进入80年代，朱光潜仍坚持“美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论”的观点。认为它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性质，并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来论证主观与客观在美学中的关系，又从人的本质来探讨美的本质，认为美是一种价值，只属于人。[26]这里有其表述过程的逻辑矛盾，即有既强调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又主张美的意识形态性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最终只能统一到主观心灵。当然他也做出了进一步探讨美的本源与美的本体之区别的努力。这与朱光潜在把握美的特殊性质上有一定的贡献是密切相关的。同样成为90年代突破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的另一极。

④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实践论。这一理论创始于50年代，他是以“自然人化”立论的。在李泽厚看来，实践就是自然人化。自然人化是美的本源，这也就是美的实践基础。因此，他认为美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美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的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客观社会性和具体形象性是美的两个基本特征。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27] 80年代 ，李泽厚从主体性实践本体哲学观出发，进一步探讨美的本源，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实践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最完满的表现，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最高级的峰巅。美是真和善的统一，也就是理性积淀于感性的社会实践形式。这里，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是不同于任何一种动物本能生存活动的根本分界线之所在。实践论所表达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性，也即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表达的以生产力为标志的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和改造，它们是一个东西，把两者割裂开来的说法和理论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由此，美的本质是真与善，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是现实对实践的肯定。[28]这里实际上也强调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但与朱光潜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将“主”理解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人，而社会实践活动只能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所以是客观的、唯物的。他认为这种物质实践是美的本体，是对朱光潜的超越。这里显示出了其内在的矛盾。

赞同实践观点的，还有蒋孔阳、刘纲纪等一大批人，当然，在表述上有些差异。这样由于主客观的因素，这一派在80年代取得了主导地位、获得了普遍认同，以致于高尔泰、朱光潜也趋于合流。此外，周来祥的“和谐论”美学、叶朗的“意象论”美学也都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为此，50年代的“四派”到了80年代实则只存在两派：即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论美学与蔡仪为代表的绝对客观论美学。随着理论的深化，后者几乎无市场。[29]

下面再看对美的本体探讨的转向和深入情况。随着哲学界和文艺界对主体性、艺术本体论等问题探讨的深入，美学研究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即由过去对美的本源的探讨转向了对美的本体的追问。这一“思”的过程是严肃的、艰巨的，其意义是重大的，更是我们建构现代中国美学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就美的来源上说，大家获得了共识：美来源于社会实践，不过，一旦转向美的本体上，说实践是美的本体，显然漏洞就出现了。尤其是对实践的理解，实践美学[30]大多只承认物质生产实践的优先地位，把人类的、社会的、理性的因素片面地推到了极至，而遗忘了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如何改变这种窘境，人们开始了新的问寻。有来自实践美学内部的完善努力，更有来自外部同情或超越实践美学的呼声，或更甚者怀疑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等。一时间对实践美学乃至整个美学存在的基础的反思成了论争的焦点。如何理解实践与美学的关系，如何超越“实践美学”，如何发展当代中国美学等重大问题成为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下面将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为回应超越实践美学的责难，实践美学开始了对其自身的反思或补救。另一方面针对目前实践美学的要害即过分抬高理性、社会性而遗忘了人的基本生存，个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许多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提出了超越实践美学的种种策略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