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推动了对“人”的全新认识

在西方历史上，进化论思想使得上帝造人的创世说不再成为可能，人只不过是外部自然的一部分，这就把人从基督教的神学权威中解放了出来。中国虽然缺少类似于西方世界的神学权威，但却从来不缺乏各种古典权威，与西方相类似，随着进化论思想的深入人心，在“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步观念的不断冲击下，这些古典权威也渐渐地丧失了往日的荣耀与光环，从古典权威中走出来的国人，开始以一种崭新的眼光打量世界，反思过去，并认识自身。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的这段话是广为人知的：“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这段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笼罩在进化论思想的照耀之下。在生物进化论的理论中，人类与自然界万物一样，不过是最简单的生命形式长期进化的结果，与其它生物相比并无高贵的血统，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进化论思想其实是对人的贬黜，亦即周作人所说的，并非世间所谓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但是，正是这样一种贬黜，却使人的自然属性得到了凸出和肯定，从而给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中国古代的思想领域，虽然从来也不乏对人之私、人之情欲等种种人的自然属性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从来也没能像进化论思想这样，由于建立在强大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从而能借助科学的力量而具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所以，完全可以说，借助进化论思想的力量，国人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又不断“进化”，进而区别于动物，进化的这种历程在贬黜人类的同时，事实上又充分肯定了人类自身强大的力量。“人是一种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周作人此言可谓一语中矢。人的内面生活，无疑便是人的理性、人的意志、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人的个性……可以说，正是伴随着进化论思想的传人，“人”自身的价值才最终全面地凸现出来，进化论思想好比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展现给国人的是一个全新的、丰富多彩的“人”的世界。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对“人”自身有着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全面的思考。

以严复为例，在进化论思想和进步观念的烛照下，他以为“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而这种“胜我者”之因，严复在很大程度上归结到了“人”的自由上：“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大多数人将西方富强之根归结为民主政治的时候，严复却能独具慧眼地指出民主不过是“用”，自由才是“体”，这是相当超前和难能可贵的。在严复看来，正是自由与不自由的巨大差异，才造成了中西在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社会风俗、接人待物、学术思想等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于政治：“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于经济：“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于伦理道德：“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于社会风俗：“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于接人待物：“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于学术：“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并进而把这种不自由视为致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故中国之弱，非弱于财匮兵窳也，而弱于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公理，而私权奋压力行耳。”这种把人的自由置于如此崇高地位的思想，虽然在当时好似空谷足音，影响并不大，但到了五四，则掀起了滔天巨浪，终于迎来了一个人全面觉醒和个性解放的全新时代。